是文化差异还是体制所限？

　“在中国创新是要挨骂的。”外国专家局原局长马俊如说。

　　马俊如以申请科研课题为例说，国内的学者喜欢在别人已经研究成功的领域里寻找课题，因为这样比较容易得到评审专家的通过，“要说服别人，让所有人认可，只有四平八稳，所以不会有创新，而只是普遍的适用，而且中国人好面子，不敢突破，不敢挑战自己”。

　　他继续举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该是鼓励奇思妙想，但现实不允许，“教授申请项目，不循规蹈矩就拿不到钱，因为想法太奇怪了，财政部不会把钱批给你，他觉得说不清楚这个钱花到哪里去了，但其实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不确定的，有时候甚至是歪打正着的。”

　“知识创新，是否任务都在大学？”复旦大学副校长桂永浩教授反问大家。儿科医生出身的他解释，其实人从小就有探索精神和求知的欲望，而大学仅仅是教育的一个阶段，而不是全部。

　　桂永浩认为，大学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必须具备三大要素：学识好且懂得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教师、思维活跃的学生、全面普及的通识教育。遗憾的是，在现有的高校评价体系下，致力于教育的教师远不能获得和致力于科研者同等的待遇；学生方面，从小被教育“上好大学，找好工作”的学生，在本该追寻梦想的20来岁的年纪，缺乏对所学专业的热爱之情；通识教育也只是刚刚起步。

　　曾经做过同济大学校长的吴启迪也强调培养创新人才不仅仅是学校的任务，“把板子都打到学校是不公平的”，她认为，大学应该是健康的土壤，应该让大学有精力去静下心来作研究，不能要求学生一走出大学校门就成为创新型人才。理想的大学应该是输出人才的“毛坯房”，拥有创新的潜质，然后不断锻炼熏陶，慢慢成为创新型人才，而不能奢求大学输出的就是“精装房”。

“‘钱学森之问’也许谈得太多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汪品先对这个话题似乎“有点烦”。在他看来，人才的答案不在人才本身，而是在文化上，“如果我们不从骨子里审视自己，就好比鲁迅先生所说‘提着自己的耳朵离开地球’，要一夜之间捧回个诺贝尔奖，是不现实的。”

　　在创新人才的成长中，文化的作用具有两面性。“我们既不能躺在深厚的传统文化上自鸣得意，也不可妄自菲薄，而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到问题所在，然后自信前行。”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诸多“创新基因”。例如，孔子独创的“因材施教”教育方法，正是尊重了不同学生的特异性和差异性，如果我们的现代教育体制中能适当采纳孔子思想，同样有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汪品先认为，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总喜欢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归结为“因循守旧”，并轻易否定之。他呼吁，在建立新的创新文化之前，科技界应和文化界联手，先进行文化反思，仔细梳理一下，传统文化中有哪些是利于创新并值得借鉴的，并将其发扬光大，这将形成一条独特的中国创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