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福平工资曾被用作乡里的招待费用

        张永辉搞不明白，为什么“那只幕后的黑手”宁肯让韩福平“被死亡”，也不肯在整编的时候告诉他们真相，让本来被分配的韩福平回到教师岗位。

        他告诉记者：“当时我找这事的时候，就有‘高人’指点我说：肯定是有人领着韩福平的工资呢。你回去人家就要把工资退给你，人家怎么可能告诉你真相，让你上岗呢？”

        为了能早日回到教师岗位，张永辉曾找到旧周学区，对校长刘桂林、会计于江海表示，只要能让妻子回到教师岗位，之前的工资都不再追究。“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我甚至跟他们表示，韩福平可以给他们出证明，证明之前的工资都是我们自己领取的。刘桂林、于江海始终坚持说不记得我们曾经报到过，也不知道韩福平被分配至旧周学区这件事。”

        但在5月31日，任县纪检委的工作人员向张永辉证实，韩福平的工资确实被人冒领了。

        张永辉向记者播放了任县纪检委工作人员和他谈话的录音。

        苗国栋告诉张永辉，韩福平所在的这批分配的师范专业毕业生的工龄是从2001年3月开始计算的，工资从同年10月核发，“旧周学区当时是乡财政给”。

       县纪检委另一位工作人员许春杰向张永辉进一步解释说，任县财政局见到韩福平2001年6月报到时填写的后经相关单位审批的“工资表”后，依据这张工资表，就给韩福平立折、开户、发工资。

        但许春杰同时强调，直到2004年12月被停发工资前，财政局只见过这一张韩福平的工资表，以后旧周学区再也没有报过韩的工资调整的表格。“也就是说任县财政局给韩福平开过近3年半的见习工资。”张永辉对记者解释说。

        根据任县纪检委的调查，在这3年半时间里，韩福平的工资卡开户银行变更了三次，分别是任县农业银行、任县联社营业部和旧周信用社；而工资则由乡财政发放转由县财政发放。

        记者向相关人员了解到，乡财政发放与县财政发放，对韩福平这样的国办教师影响不大，“国办教师一直是由县财政出钱，而民办、代课老师的工资则在这一过程中从乡财政出钱，变为了由县财政出钱”。

        苗国栋告诉张永辉，根据任县人民检察院2008年的相关调查，在这3年半的时间里，韩福平的工资是18000元，其中9524.43元被原旧周乡财政所工作人员韩桂贞“花了”，而“有8475.57元用于乡杂支了”。

    “对工资卡是如何到韩桂贞手里的，乡杂支具体包括什么内容，以及是谁让把这笔钱用于乡杂支等问题，纪检委没有更明确的解释。”张永辉说。

        6月2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找到了已退休的原旧周财政所工作人员韩桂贞。

        韩桂贞说，在他的印象中，韩福平的工资卡是2002年底到的他手里，而从工资卡发放到他手中这一年多时间，有谁拿过工资卡他并不知道，“当时也是乡里的领导让我拿着这张工资卡的”。

        韩桂贞说，将韩福平工资卡上的钱用于乡杂支也是当时的乡领导授意的，“我一个小会计怎么会做这个主？”他表示，所谓乡杂支主要包括招待费用、代课老师的工资等。“当时针对这费用，乡里是有个‘小账’的。”但韩桂贞称，他也不清楚最终小账的下落，当时乡里的领导是谁，也记不清楚了。

        但韩桂贞告诉记者，当时旧周学区代课老师的工资“应该是由会计于江海拿着名单来领的”。

        记者和张永辉又找到旧周学区会计于江海。于江海表示，他已经记不清楚是从哪里领取，以及怎样领取与韩福平同批分至旧周学区的老师的工资卡了。

    “但自始至终学区没有拿过韩福平工资的一分钱。”对这一点，于江海颇为肯定。

    “咱们管不了那么细致，不可能一个个查去”

        6月2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找到了任县教育体育文化局主管人事工作的副局长刘桂刚。

        刘桂刚告诉记者，今年4月，该县教育部门从网上看到讲述张永辉夫妇这9年“遭遇”的网帖，专门向旧周学区校长刘桂林了解了相关情况。

        刘桂刚介绍说，关于韩福平的问题，任县教育主管部门已不是第一次听说，在这之前的2004年年底，县里“整编”时，教委就从编办第一次得知这一情况，随后向学区询问，学区答复“报到以后走啦，一直没有找到，工资乡里一直没有给”。

    “我当时担任县教委纪检委书记，没有分管人事工作。”刘桂刚解释说，当时主管人事工作的副局长如今已经退休，“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给县编办答复的”。

        当记者向刘桂刚询问，是否知道2004年之前,韩福平的丈夫张永辉多次找过旧周学区的刘桂林、于江海。刘桂刚表示，这是第一次听说，具体情况还要向旧周学区核实。

    “如果分配的老师没来上班，而老师的工资卡一直由乡里保管，这符合相关规定吗？”记者问刘桂刚。

        在座的任县教育体育文化局人事科长周志红解释说，毕业生报到后，当时工资是在乡里领，“工资和人事不在一条线上，分得比较开”。

     “如果乡里私自扣留没上岗教师工资卡，学区是否会知道？”记者追问。

        刘桂刚表示，学区应该知道。

        记者又问：“当年，旧周学区是不是应该向教育主管部门及时报告这一情况？”

        刘桂刚回答说，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向上级人事部门以书面形式报告，只要报告了就有人过问。

        记者对此质疑：“学区要是不报告，上级部门就不知道吗？”

        刘桂刚解释说，在编教师有近3000人,“我们不可能一个个查。咱这个查，一是抽查，一是自己单位主管领导汇报”。

    “这样是否会造成有人冒领没上岗教师的工资？”记者接着问刘桂刚。

        刘桂刚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知道这个事情后，我们把当年的情况一起推了一个过儿。”

        记者问：“如果学区不上报这一情况，是不是应该被问责？”刘桂刚表示：那当然。

        可当记者询问从2004年年底到如今已经5年多时间，为什么旧周学区没有人为此被问责时，刘桂刚没有回答，只是对记者强调：“找不着人，学区也没拿工资。”

        而当记者问起2004年年底后教育部门是否一直没有追问过韩福平的工资的最终去向时，刘桂刚回答说：“旧周学区说乡里一直没给旧周学区。”

    “我们了解这笔钱也曾被用作代课老师的工资，这个情况教育主管部门清楚吗？”记者问。

    “不清楚。”刘桂刚补充说，“当时代课老师的工资是乡财政给出。”

    “代课老师的工资情况，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是知道的吧？”记者追问。对此，刘桂刚表示：这个是（应该知道的）。

        采访结束前，刘桂刚再次对记者强调，全县有教师几千人，“咱们管不了那么细致，不可能一个个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