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院士日前在谈到大学“校长权力”时，他以耶鲁大学为例，在做重大决策时，耶鲁惯常的做法是组成相关的教授委员会，进行充分彻底的协商讨论，因而在行动上往往显得踌躇不前。从效率的角度看，耶鲁在反应上、行动上似乎是迟缓的，但它的决策又必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必然是审慎和稳健的。耶鲁、哈佛、剑桥、牛津等名校，都不是赶时髦，人们可以说他们进步不快，但“其进步总是有选择和基本正确的”。

　　“世界名校都不赶时髦”，这是事实。倘若把这个命题反过来“证”，是不是可以说，赶时髦也就成不了世界名校？

　　何谓“时髦”？“合潮流，入时”之解。如果再在这两个字前加了一个“赶”，显然具有主动性、积极性了。虽然我们这个多元的社会并不一概反对“赶时髦”，但一方面，“时髦”这个东西具有“突显”“短暂”的特点，另一方面，也难以论定其发展的“方向性”“可行性”，如果大学也“赶时髦”，就不行了——因为大学说到底，是一个学术阵地，需要具备扎实稳步之精神。

　　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有这么多校长要“赶时髦”？我认为，根子还是在“大学的考核体制”上。“赶时髦”是给人家看的，给谁看，我觉得归根到底还是给上级看的。为什么样要给上级看，因为上级看了会高兴，会满意，上级对校长如此“感觉”了，这个校长就“行”了。这以后的“好处”，大家也就不言自明了。说到底，大学校长的一些上级也喜欢“赶时髦”。

　　现在有一种“时髦”说法，就是中国大学的出路首先在于“去行政化”。我历来不太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无论从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教育还是其他行业，“去行政化”是不可能的，即使有的“去”，还是“换汤不换药”。这是我们的国情所致。我们中国的大多数姓“国”。“国办大学”，国家当然要管住，国家也有权力管。这个“管”就是“行政”——大学校长你自己“弄”出来，行吗？既然是“上级批准”，就得“下级服从上级”。是不是？“行政化”去得掉吗？“行政化”去不掉，关键是如何“考核大学校长”，我说“考核”，其实就是如何“任命”或者“批准”大学校长的问题。江泽民的名言“用人是导向”确实千真万确。你用什么标准选什么校长，校长就会干什么。你不用“赶时髦”的人当校长，那么校长不就不“赶时髦”了吗？校长想保住自己的位子，天经地意。他怎么保？不就完全根据你“考核”标准来转的吗？

　　作为专家学者的杨玉良院士说“世界名校都不赶时髦”，并没能涉及到“去行政化”这个敏感话题，我觉得正是体现了他也不“赶时髦”的严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大学要成为世界名校，理应多一些像杨玉良这样的校长。然而，要真正做到不“赶时髦”，确实是很难的。除了我上面所说的“考核体制”需要不断改革完善之外，我们大学校长自己是不是也要反思呢？身为一校之长，一座大学交给了你，你究竟靠什么来“治理”？有没有真本事？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不“赶时髦”，又能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