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

　“减负”也要因材施教

　　那么，这场已经刮了大半年的“减负”风暴收效究竟如何呢？记者走访了杭州当地的中学了解情况。

　　在杭州公益中学，教师严闵（化名）告诉本报记者，住校的初中学生中，大多能在2个小时左右完成每天的课业，“有些学生在家做作业，往往需要不止2个小时，这和个体有不小的关系。”

　“学生和家长害怕太重的课业，其实我们任课老师也不愿意给学生太多的作业。”严闵说，但是如果学校给老师太重的压力，对学生考试成绩的要求过高，老师也会做出无奈的选择。

　　严闵还告诉本报记者，她平常做过不少了解，她的学生在进初中以前，“只有等级评价，根本不用打分，当然也不排名。”这种等级一共分为4等——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大部分都能得到优秀。”

　“我们是民办学校，所以目前还是每月考试，和我们同一个教育集团的公办学校，就没有月考，小学只有期末考，初中是期中考和期末考。”严闵觉得，尽管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是合理要求，但以做作业的时间来考量，并不科学，必须因材施教。“学生间的个体差异很大，如果搞一刀切的话，优秀的学生吃不饱，落后的学生又太重。”

　　她建议，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定制作业量，“当然，从整体上进行减负，我们都是赞成的。”

　　专家：

　　改革必须触及体制核心

　　教育专家熊丙奇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浙江的这场“减负”风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类似这样的减负，我对最终的成效持保留意见”。熊丙奇说，中小学校“减负”最后就走向两条路，“学生在家长的安排下，需要花几倍的时间用在课外补习上，或者，一些学校在面上应付一下了事”。

　“这也不能责怪学校和家长，毕竟高考的红线依然在那里，到最后还是要凭分数说话”，熊丙奇认为，用行政手段量化学校的课时和学生的作业量，反而让家长需要付出更多额外的精力和成本，“该选择怎样的培训班，为上培训班额外支付学费，还要相互打听，生怕自己花了钱，自己孩子学习的收获还没别的孩子多”，熊丙奇说这种浅层次的“减负”，表面上看似轰轰烈烈，若不触及教育现状的根本，成效都不乐观。“别忘了，现在国内各种中小学生培训机构的产值，已经超过2000个亿了”。

　　而当提到“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熊丙奇说，这种尝试的初衷是好的，但依然没有改变高考的实质，即使大范围铺开，也就是自主招生的一种。更何况，原本只需要关注高考的考生如今还必须关注高中会考和其他有关的考试成绩，究竟是“减负”还是在“增负”？

　“其实，只要真正把自主招生做好，使学校的自主权落到实处，高考只作为学校对学生一种初步衡量，同时对义务教育资源进行均衡化发展，对教育体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学生的负担自然就会减少”，熊丙奇分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