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她说。

　　她独居，养猫，过起了在很多人看来，有些“离经叛道”的自由职业者生活。她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只爱接触小众的圈子，除了央视新闻之外，什么电视节目都不看，穿衣服喜欢撞色，有时，甚至在连衣裙里面套着长裤。

　　她给网易或其他一些媒体投稿，以稿费为生。而且，她不写别的，只写妇女权益相关的文章。“发的不多，可能是我写得不好。”她随意地说。

　　很长一段时间，作为一个社会人，吕频的标签是：妇女权利工作者、独立媒体人。她挺反感被人贴标签的事儿，有一回，她被一个单位的门卫拦住了，问她是哪个单位的，吕频的第一反应是，“哪个单位的都不是，我就是我”。

　　她写文章、写倡议书，参与多个女性权益组织的活动。2008年汶川地震，为了让政府能够对灾害中可能被忽视的妇女权益提起重视，吕频起草了一份《关注灾区妇女的需求和权利》的倡议书。

　　在倡议书里，她详细列出了许多条针对妇女权利的建议，包括救灾物资中妇女卫生用品的发放、灾区妇女生活问题和隐私问题等等。同时，还要求公开受灾妇女的性别比。

　“灾害中的性别问题总是被忽视。”吕频一口气举了好几个例子，来证明灾害中女性的死亡比例远远高于男性。

　　她把倡议书给了发改委，得到的答复是“这是妇女的问题”，这让吕频很无奈。最后，倡议书被民政部拿去，发了一份简报，没有媒体报道。

　　一些妇女权益组织的网站发了这份倡议书，吕频特意在文章末尾留了自己的邮箱，不久，收到了不少陌生人的邮件，很多人对她说，之前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性别平等的问题没有被当成一个社会和国家的问题，而是被当成了个人的问题。”在她看来，这是妇女权利保护所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家庭暴力问题一直是她关心的重点。2009年，吕频偶尔在网上看见一个受婚姻冷暴力的妇女的帖子，她专门给那位妇女留言：“我可以给你提供帮助。”

　　这话不是说说而已，这个热心的女权主义者，真的联系到了那位网上认识的陌生女子，陪着对方去律师事务所咨询、帮对方请了公益律师打离婚官司，一审、二审，想方设法地帮那位女子争取应得的权利。

　　那之后，每年，吕频都会收到来自对方的问候短信。这样的事情还有不少，吕频还记得，2011年的9月3日晚上，她为了给女声网电子报撰稿，半夜还“挂”在网上，碰巧看到了网友“丽娜华的Mom”通过微博连续发出多张受伤照片。

　　对“家庭暴力”几个字甚为敏感的吕频，立刻在这些微博中寻找蛛丝马迹，很快确定，这个人就是李阳的妻子，她当即撰稿，写了一篇简评。

　“比所有大众媒体都早。”这位以撰稿为生的女人自豪地说。

　　当时，她为女声网执笔编撰电子报已经有两年了，这份电子报“挺小众的”，只在圈子里用附件的形式发。

　　作为《女声电子报》的主笔人、编辑、发行者，2012年，这个41岁的女人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身份，或者说，有了一个可以被用来称呼的标签——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女声网的项目负责人。

　　上任后，她“负责”的头一个项目，是去年2月，几个志愿者提出的“受伤的新娘”反伴侣暴力行动。

　　创意来源于土耳其，当时，吕频和女声网的同事们看到了在媒体上的一组土耳其“受伤新娘”行动照片，挺受震撼，当即决定，也组织一次这样的行动。

　　她们花了400多元钱，在网上买来了三套婚纱，用红颜料“改造”了一番。情人节那天，3名年轻的志愿者穿着“染血”的婚纱，脸上满是“伤口”，举着标语走上了北京街头，目的很简单，用新娘与受伤两个意象，制造强烈对比和直观的视觉冲击，提升公众对于家庭暴力这个现实问题的关注。

　　效果仍然没有达到吕频的预期，而且，在她看来最有意思的是，后来她接触到土耳其的一些人，咨询对方是否知道之前土耳其的“受伤新娘”创意活动，对方竟也摇头表示不知。

　“看来在各个国家，本国的妇女权利运动，都是个小众话题，不被大众媒体关心。”吕频略显无奈地说。

　　这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当然不会就此止步。没多久，她和志愿者们开始张罗起了“占领男厕所”活动，提倡改变男女厕位比例。要不是行动前一天，她不慎被一辆电动车撞伤，这次“占领男厕所”的执行者里，绝对会有她一份。

　“我只是很多活动的支持者。”她眨着眼，特意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