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令会沦为“政策秀” ？校内减负校外增负

　“以往的减负令出来之后，最高兴的就是各类中小学教育培训机构，我们的教育培训市场已经达到三千亿，这些钱都出自中国的家长口袋。”

　　对于老师、家长以及学生对于“减负令”的纠结心态，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称，所谓的“学校减负”，最终往往以“校外增负”收场，而校外的负担不仅使学生的学业压力未减，还增加了家庭的教育支出。

　　其实，减负令成为“开学大礼包”并不是新鲜的事儿，近年来，在中国的很多地区，中小学开学季往往都是各地政府集中出台“减负新规”的时机。但是，在众多“史上最严”、“狠招减负”的政策之后，孩子们的书包却从“双肩背包”升级为“拉杆箱”，减负规定也多被社会指责为“雷声大，雨点小”的“政策秀”。

　　然而，与以往学生减负多为缺乏问责的“口头禁令”不同，有评论认为，此番各地细致入微的“减负新政”可谓直指要害，刀刀见血，可操作性明显加强。

　　以北京为例，北京在严格限制学校每周课时总量之后，还特别要求，不得增加考试科目的课时或者减少、挪用体育、音乐、美术、综合实践活动等非考试科目的课时。此外，还有诸如“五六年级作业不超1小时”，“小学不搞全校期中考试”细致规定。但是在一些专家看来，这些看似“犀利”的新规还是没有触及“减负”的内涵。

　“学生怕的不是课外作业的量大，而是作业内容本身存在的枯燥、乏味、重复的问题，此外，作为一种教学参考和反馈，考试本身不存在问题，问题是在升学的压力下，如今考试的功能发生了变化。”熊丙奇分析，与其限制作业量，不如多一些能够引起学生兴趣，启发创新能力的课外调研作为课外作业，与其削减考试，不如改革“向分数看齐”的教育观。

　“中国式减负”越减越累 政府的越位与缺位

　　从1988年，国家教委发布《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到2000年教育部发出的《关于在中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再到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于学校减负的规划。自1987年中国提出素质教育的概念以来，“减负”已成为中国中小学推进“素质教育”路上一道绕不开的坎儿。

　　几十年来，“减负”已成了中国各级教育部门三令五申的老话题，然而三令五申换来的却是“学生越减越累”的尴尬，政府部门每次出台的“减负令”也造成了学校怕、孩子忧、家长怨的尴尬局面。

　“一个健康的教育环境中，政府发的禁令越少越好，政府频繁发出禁令，其实是对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干涉。”对于政府在“减负”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熊丙奇表示，相较于接二连三的“禁令”相比，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切实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和推进中高考制度改革。

　　熊丙奇称，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缩小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办学质量、办学条件差距，这是政府从根本上解决“减负”难题的第一个工作。“如果义务教育大致均衡，‘择校热’消除，家长也就不必为应对‘幼升小’‘小升初’测试，过多地给孩子上特长班、辅导班。”

　　此外，熊丙奇说，“教招考”一体的中高考制度，让考试成为中小学教育的指挥棒，以及高等教育选拔人才的唯一通道。学校为了升学率自然会给老师和学生加大课业压力。推进中高考制度改革，落实学校的自主招生，建立多元评价体系，这是政府需要抓紧做的。“目前单一的评价体系中，即使政府减负令不断，也很难让家长、学校，甚至学生自己对‘减负’抱有理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