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定要考上一个好大学，找一个好工作，回报他们

       高考后，杨媛在家闲了不到一周，就去离家不远的一家餐馆打工，做服务员。

       母亲胡群芳让她跟朋友出去“好好耍一下”，她却说“等拿到通知书了再出去”。

       她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9点，打完这份暑假工，可以挣下将近半年的大学学费。而这笔钱对于这个还欠着债的农村家庭来说，并不是无关轻重的数目。

       3年前，杨家的几间砖瓦房因为修公路而拆迁。在当地的统一规划下，他们盖起了两层小楼房。但为此，家里欠了亲戚朋友10多万元。

       从2000年开始，父亲杨富强就去离家2000多公里远的拉萨打工。他是一个水电工，在建筑工地上埋电线，有时还会在冻土中挖下水管道。这个身高1.7米的农民工，体重还不到100斤，瘦得几乎是皮包骨头。

       如果一年的活儿顺利，杨富强可以挣4万元，再加上租出去的3亩地能收回4000多元的水稻钱。这笔钱要养活全家5口人，以及一点点地还债，补家里的“大窟窿”。

       杨媛还有一个弟弟，没考上高中，读了一年的职高，就放弃念书了。去年，这个还不到19岁的男孩也跟着父亲，去西藏打工。

       弟弟至今还没回家奔姐姐的丧，因为除了父亲赶回家那张机票，家里已经匀不出钱再给他买一张。

       一直生活在经济条件不宽裕的农村家庭里，杨媛的生活半径很小。她从没有离开过四川省，唯一一次离开崇州，还是2008年的时候，她和弟弟一起到成都华阳的表哥家里做客。

       杨媛在表哥刚买不久的110平方米三居室里呆了两天，几乎没有走出过家门，也没有真正看到大城市的模样。她只是感受了一下城市的高楼生活，以及在表哥下班后，和他拉了几句家常。

       就在几年前，这个表哥只是杨媛远在重庆山区的穷亲戚。他们一家有3个男孩，住的是破旧的砖瓦房，父亲是瓦工，母亲还要给别人做保姆，才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生计。

       杨富强记得，“早些年，他们家条件还不如我们家”。不过，这3个80后的山区农村男孩，有两人考上了大学，老大还读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他工作后没多久，就在成都市郊买了第一套房子。

       有时，杨富强会跟女儿杨媛说：“这几个表哥就是你们的榜样。”

       杨媛不多说话，乖巧地回答：“爸爸，我晓得了。”

       2009年，杨媛考上崇州市最好的高中——崇庆中学。但是去年高考，她的分数离本科线还差十几分。

       父母眼中一直都很懂事的杨媛，闹了几天情绪，“不开腔，不说话”，不爱搭理人。杨富强回忆说：“她很少会在我们面前闹脾气的。”

       杨媛决定复读一年。她曾经说过：“我相信高考是最公平的改变命运的一种方式。”坐客车都会晕车的她，却一直想“考到四川以外的地方去上大学”。

         这个开朗爱笑的女孩，经常在跟朋友说起父母打工养活自己如何辛苦时，直掉眼泪。这让朋友们“无所适从”。她曾向最好的朋友吐露：“我一定要考上一个好大学，找一个好工作，回报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