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省德阳市出台新政，将校园霸凌行为纳入初中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一旦认定为霸凌者，将失去升入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的资格。这一政策引发广泛讨论：以升学资格惩戒霸凌者能否真正解决问题？这一措施是教育公平的助推器，还是形式主义的“懒政”？

  政策初衷：从“惩戒无力”到“刚性约束”

  当前校园霸凌治理面临多重困境：

  隐蔽性强、认定难：如新闻中张素的遭遇，隐性霸凌（孤立、言语侮辱）常被归为“人际摩擦”，取证困难；

  惩戒手段缺失：学校缺乏有效惩戒权，教师面对霸凌者甚至可能反被施暴学生威胁；

  家校责任推诿：部分家长溺爱子女、拒不配合，乡村地区留守儿童家庭更是监管缺位。

  德阳新政的推出，正是试图通过“升学资格”这一刚性约束打破困局：

  威慑潜在施暴者：省级普高升学率差异显著（90% vs 50%），直接关联前途的惩罚更具现实冲击力；

  倒逼家校重视：学校需加强管理以防影响声誉，家长可能因子女前途受损而关注行为矫正；

  树立道德标杆：省级示范性高中以“德”为先，排除霸凌者符合公众对教育公平的期待。

  争议焦点：政策能否触及霸凌核心症结？

  尽管新政获部分支持，但质疑声同样强烈：

  执行层面的“三重阻力”

  认定程序模糊：德阳教育局未公开具体认定标准，隐性霸凌（如孤立、造谣）可能被忽视；

  校方包庇风险：学校可能为维护声誉或避免舆情压力，淡化处理甚至隐瞒霸凌事件；

  家长反制行为：如雷望红所述，部分家长可能通过“闹校”施压，迫使学校放弃认定。

  惩戒与教育的失衡

  过度依赖“后果震慑”：如精选回答指出，多数学生缺乏社会新闻关注，政策威慑力可能仅限于“知晓者”；

  忽视心理修复：单纯惩罚无法解决施暴者的价值观扭曲（如通过欺凌获取“爽感”），受害者也可能因缺乏支持陷入长期心理创伤；

  “一刀切”的风险：将职校作为“惩戒归宿”可能强化社会对职教的偏见，加剧被惩戒者的逆反心理。

  城乡差异下的治理盲区

  乡村显性暴力易发现但干预资源不足，城市隐性霸凌更难取证。新政对后者的治理效果存疑。

  破局关键：从“单一惩戒”到“系统治理”

  校园霸凌本质是教育生态问题，需多方协同：

  完善认定机制

  建立独立于校方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吸纳法律、心理专家参与，避免“自查自纠”的公正性质疑；

  明确隐性霸凌的界定标准，如《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中“恶意排斥、散布谣言”等情形。


  强化预防与修复

  日常教育：如钟馨乐团队推广的“防欺凌课程”，需教会学生识别霸凌、培养共情能力；

  心理干预：为施暴者提供行为矫正辅导，帮助受害者重建自信，避免沈旭提到的“60%青少年心理问题与霸凌相关”的悲剧。

  家校社联动

  对家长进行强制教育，如韩国《校园暴力预防法》要求施暴者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社区建立未成年人行为档案，对屡教不改者启动司法矫治程序，而非简单推向职校。

  结语

  德阳新政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其价值在于将校园霸凌从“道德议题”升级为“制度议题”。然而，若缺乏配套的认定细则、心理支持及社会包容，政策可能沦为“纸面威慑”。根治霸凌，既需要刚性红线划定底线，更需柔性教育铺就成长之路——毕竟，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筛选“合格产品”，而是培养完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