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由于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农村教育已成为教育公平的短板。专家认为，加大重点高校招收农村生源的比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教育公平，但并不能彻底解决短板效应

　　法治周末记者 刘惠生

　　又是一年高考时。

　　据初步统计，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达970万人，其中农村考生与城市考生的具体比例尚未有详细数据披露。

　　不过，对于埋头应考的农村考生来说，今年有一个利好消息。

　　5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

　　会议决定，今年将扩大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将去年面向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1万名重点高校招生计划增至3万名，招生区域包括所有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招生高校覆盖所有“211工程”和中央部属高校特别是知名高校。

　　此外，“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也将继续实施，在全国高校招生计划中专门安排18.5万个名额，由东部高校招收中西部考生。

　　国务院多措并举，旨在促进教育公平，使更多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惠及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的农家子弟。

　　过去10多年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但农村生源在重点大学所占比例却逐年下降，不少农村学子放弃高考。

　　今年高考前夕，《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出，农村学生弃考传递出一个信号：底层上升通道受阻，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加剧，贫穷将会代际传递，一代穷世代穷。

　　由于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农村教育已成为教育公平的短板。专家认为，加大重点高校招收农村生源的比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教育公平，但并不能彻底解决短板效应。

　　寒门学子比例越来越少

　　萧保(化名)从来没有想过对教育公平是不是满意的问题，就读于北京某211高校即将研三毕业的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找工作，遇到“史上最难就业年”已经够他烦心的了。

　　尽管来自湖北农村，萧保却表示并不关注身边农村学生的比例，但略微思考之后，他还是可以回答出在山东某211高校读本科时全专业的农村生源大约有50%，而现在在北京读研究生阶段大约是30%多。

　　同样来自农村毕业于辽宁大学的晓兴和萧保的同学邵飞(化名)也表示不会专门去留意身边农村学生的比例，但同样可以在略微思索后答出全专业的农村生源比例不超过35%。

　　不注意不代表不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以北大、清华为例，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年至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年至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2011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系讲师晋军曾指导他的学生完成对清华生源状况的调研。在课堂上，他也常对学生做随机调查，提问包括来自的地方、父母的职业、上大学前去过的最远的地方等。

　　调查做了两年，指向高度集中，晋军说：“一名清华本科生的典型形象是这样的——出身城市，父母是公务员和教师，每年与父母起码外出旅行一次，甚至高中就有出国游学的经历。”

　　或许萧保、晓兴他们对此并非不关心，而是生活中有些事更需要他们关心。重庆工商大学2010级毕业生付思源在其以重庆工商大学全体在校本科生为研究对象的调查中表明，农村生源的学生认为自己心情压抑，前途未卜的有38.5%，比城市生源高11个百分点。

　　晓兴并不讳言这种负面影响，2004年因为收成不好，家里经济困难，他为此压缩自己的伙食费到每天3元钱，一整天只吃一个菜，这样过了一年。

　　萧保的生活虽不至此，但他也承认认识的农村孩子普遍较为保守和沉默。

　　邵飞表示，农村的教学信息网络过于闭塞，农村孩子很多事情都没听过没见过，所以一方面容易产生自卑感，一方面容易沉溺于电脑游戏等娱乐之中。

　　另一方面，他们却相当了解城市孩子的生活。三个人都羡慕城市生流利的英语，都称赞城市孩子多才多艺的知识面，都佩服城市同学在各类活动中的活跃和人际交往的能力。萧保甚至表示比起农村孩子们的比例，他更有兴趣去了解有多少同学有“关系”，因为“关系”有利于找工作。

　　这一现象正在越来越多地引起关注，据媒体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在300名学生样本中，有超过两成的受访大学生承认，自己在求职时动用过或者试图动用“关系”。

　　但晓兴却认为这再正常不过，他为法治周末记者算了一笔账，2011年辽宁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8000元，但这个数目并不足以满足一个大学生一年的支出，考虑到父母也需要维持家用，因此农村供一个大学生多半要负债。如果毕业找不到好工作，会成为家里严重的问题。

　　虽然国家为此提供了贷款，但工作了4年的晓兴今年还不知道能否还清。“工作第一天，我就比城市孩子多了数万元的债务，房子、女朋友什么的全是幻想。城里的同学结婚生子、规划人生目标的时候，我的目标只能是还贷款。”晓兴抿起嘴唇。

　　邵飞表示，其家乡现在的态度是，如果孩子有希望考上重点大学，家里还会供一供，否则一般大学将来就业会很艰难，就放弃了。

　　晓兴是个正面的例子，尽管贷款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但重点大学4年的努力学习和拼搏使他如愿成为辽宁的一名检察官，他和几位成功“越过龙门”的同乡成为了家乡口耳相传的榜样，也使邻里乡亲送子女读重点大学的热情持续至今。

　　邵飞的故乡福建则是另一番光景，邻居家的男孩考取了一所普通大学，毕业后就业不理想，收入还不如高中毕业后去打工的妹妹。只要几个这样的例子就足以摧毁家乡人的信心，“读书无用论”正在得到越来越多乡亲的认同。

　　这也带来了他们对教育公平政策的不同评价，晓兴表示“还是有作用的，会给更多的农村孩子带来机会”，但邵飞则直言“觉得治标不治本”。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储朝晖对法治周末记者指出：“仅仅在计划招生指标上去改进，实际作用是有限的。”

　　因为计划招生有一个前提条件，即认为某一区域内所有考生条件等同，这个条件其实在很多地方都不具备。很多地方农村和城市、不同城市间甚至城市里的不同学校间差距很大。依靠这样一种方式来实现教育公平，其发挥作用范围有限，只能解决数据上的一种平衡。多分给贫困农村地区一些指标，可指标最终给了谁？不能确定。可能还是给了贫困地区优势家庭的孩子。

　　最终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建立高校完全自主的招生，高校建立专业招生团队，对所招学生进行全方位了解，学生和学校双向了解，这样一来才可以把那些天资比较好的学生选拔出来，储朝晖强调。

　　“其实全世界都是这样，家庭条件好的学生通常考试分数会比较好。2004年曾经有人问我，高考是不是公平，我说刚开始五年比较公平，五年后小学到中学分出了高下，那么好学校出来的学生分数就要多，考到最后某种程度上就成了‘考钱’而不仅仅是考‘资质’了。美国一个贫困地区的学生考SAT考1400分，富裕地区的学生考2400分，测试后可能会招1400分的学生，因为学生是在很差的条件下取得的。如果是现在这样分分必较的招生，恐怕就不可能实现这样一种公平。”储朝晖说。

　　2004年，网络上著名写手麦子的一篇《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这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农家子弟经过18年的奋斗，方才取得和大都会里的同龄人平起平坐的权利，被晓兴认为是自己一代人的真实写照。

　　“高考只是整个教育环节中比较重要的一环而已，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双方的很多条件从一开始就没有站在公平的起点上，所以我们就不曾寻找过公平这样一个话题。”晓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