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更新：学校管理的关键

荆州市监利县第二高级中学校长   邹松涛

一、来自现实的问题

我曾经到过一些学校，发现有的学校的教师办公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司式的格子间，几十位教师在一起工作，每人占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的空间。学校管理者走进这样的办公室，对教师工作的情况一览无余。而笔者在另一所学校考察中，发现该校传统的教师办公室里多放了一把老式躺椅。于是，我问校长为什么。校长说：“每个办公室都有一把，是我让人放的。老师们起早贪黑，很辛苦，躺一躺，会舒服一些。”格子间与躺椅，在这两种不同的场景面前，教师们会有什么感觉，会想些什么，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

还有某校坚持教育理论的学习，每位教师均认真地去研读相关理论书籍。然而，在实际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教师们为了保证本校在统考中的地位，仍在“忘我敬业”地拼时间，拼体力，拼精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思想与实践的反差呢？教师们说：他们的教育思想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学习教育理论和有关政策，二是学校对教师工作的具体要求。前者是虚，后者是实。当二者不一致时，后者占主导地位，会出现说一套与做一套的现象。可见，理论学习中的教育思想与观念往往是以理想的主观形态存在的，而管理中的教育理念却是现实中的规章制度。

另有一些校长这样介绍他们的管理：他们实行的是“地毯式管理”，即从早晨6:00~21:30的所有时间段里，学校都有人管理，学生从进校门到学校的所有角落都有人管理，这样才可能保证安全有序。可是，学生却反映，他们寄宿在学校，所有的生活都在学校里，每一项活动都有人控制，因而总感觉学校管得太死。管理就是为了安全有序吗？关键是教育被摆在了什么位置。

我曾经还到过一所学校，校长非常精明、利落，他把整个学校打理得整齐而干净。由于实行小班化教学，因而教室后面空出来的地方没放什么东西，略微显得有些空荡荡。学校真是太整齐了，整齐得让人感觉到似乎是失去了丰富性——一种教育原本应该让学生感到的温馨而又多样化的丰富。相反，在有些学校，看似散乱却颇具人性化的别样设计，在貌似不“规范”的同时，却又恰合儿童的天性，更符合以人为本的理念。

校长姓“钱”还是姓“教”？这是一个老问题了。现实是，校长要办好一所学校，首先要搞到钱，有了钱才能留住好教师，请来好教师，才能搞好学校建设。所以，校长们不得不看重钱。由于钱来之不易，有的校长办事时就不得不先考虑钱，久而久之，因考虑钱，就有可能将一些重要的教育活动划入了禁区。校长真的成了管家，似乎不再是个教育工作者。那么到底学校管理与教育是首先应该是关注物，还是关注人？

……

诸如此类的问题不断引起笔者的反思：学校管理在学校教育中到底起着什么作用？学校管理与一般企业、行政管理有什么不同？校长首先是管理者，还是教育者？教育的管理如何地面对观念的更新。

二、来自时代的要求

肇始于二战后期的新技术革命，对人类的生产、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预示着人类发展新时代的到来。1996年，OECD在其发表的《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的报告中，正式使用了“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此后人们更进一步地体会到知识的价值之所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盲”的概念也在发生潜移的变化，不能继续学习，不能继续更新自己知识与技能的人，被认定为时代的落伍者。在这种大的前提下，我国基础教育中固有的知识本位、学科本位问题所带来的危害逾显清楚。在传统中的学校管理中，学校的根本任务在于教给学生以类似于矿物质的客观存在的静止知识，其它的所有一切均必须服从于这一中心课题。因而，太多的管理者不可避免地走向对人本质的忽视，包括对教师与学生。其实，知识乃是更像一个动词，即知识乃是一种探究的活动，而不是一个名词，即知识是一种不变的结论。学校的管理乃是为受教育者或其他教育的引导者提供一个平台或界面，从而促使其走向人格形象的完善和个性能力的全面发展。

“冷战”结束后，被“冷战”所长期掩盖的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以及宗教团体内部长期潜在的矛盾和冲突日益突现出来，国际间的竞争空前激烈。霸权主义的表现不仅反映在国家综合实力的富强，也表现在文化的侵略。建设文化中国，建设大中华经济圈，二者已经成为同等重要的课题。但在这两个建设过程中，人才，特指具备一定科学理论水平与一定科学人文素质的人，已经显得尤为重要。但是，我国的基础教育中素质教育可谓是雷声大雨点小，传统的应试教育依旧顽固与强大。李岚清副总理在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从总体上看，一些地方开展素质教育还是号召多而落实的措施少，个别地方应试教育是愈演愈烈。”学校管理中，在很多地方还表现为观念滞后，道德教育实效性不强，评价体系的唯一。因而，在现实的工作中，学校管理还有待进一步地提升其水准，从而更有利于优异完美的人才的出现。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当前的社会正面临着艰难的处境。这一方面是起因于科技这把双刃剑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更起因于人的精神力量、道德力量的削弱与丧失，而这恰恰是任何现代科学技术或物质力量所无能为力的事情。从20世纪80年代起，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究其实质，“可持续发展”必首先寄希望于创造主体(“人”)的自我追求完善。基础教育担负着这一历史使命，学校管理理念的正误带来的结果可谓是有天壤之别。因此，我们说，观念更新是学校教育的关键，更是学校管理的关键。

三、来自心灵的思考

《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明确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必须端正教学思想，转变教育观念。正如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的那样：“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有具备创新精神、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的教师，而教师在培养人的活动中能否创新，又取决于学校管理活动能否观念的更新，从而真真切切地把素质教育落到实处。

笔者认为要实行学校管理活动的创新，为培养创新人才服务，务必从如下方面去入手。

1、把握好严与松的分寸

在学校管理过程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互相合作的关系。以往的学校管理，更多地把它理解为教育管理者作用、影响、控制被管理者的单向活动。因此，管理者出于树立自己权威的需要，出于计划容易贯彻执行的需要，对被管理者(学生与教师)往往严格要求，严加管束。因此在具体的学校生活中，更多的被管理者易于表现出紧张、压抑、拘束乃至害怕。的确，严格的要求原本无可厚非，因为人的惰性如此，只有要求严格方可显出团结的力量。但是，宽松氛围的缺乏，同样会带来无穷的后患。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处于过度紧张、压抑状态时其创造思维冲动会受到抑制。因此，培养创新人才，对教师、学生进行严格管理的同时，教育管理者还需努力创造一种宽松、宽容、富于活力的育人氛围，允许教师自主进行教育改革实验，尊重学生发源于人性特色的选择……只有这样，教师的创造性才会张扬，学生的创新性才可能会被激发。

2、处理好纪律与自由的关系

纪律是为实现组织目标、保证管理有序进行而制定的各种行为规范，纪律往往由学校管理者来制定与监督执行。相对而言，自由则是被管理者在纪律允许的范围内行动的自主性和行为的自觉性、自律性。教育管理活动的顺利进行，一则有赖于统一纪律的规范，一则也依靠于各个组织成员能够自由地开展进行本职工作。无纪律则不成方圆；但无自由则教育者会丧失教育教学的自主性、自觉性和创造性，受教育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也必定会受到抑制，进而让培养创新人才的梦想变为妄言。创造教育的关键原则旨在把欢乐还给学生，进而创设自主、民主、和谐的育人环境，并最终实现用成功推动成功的目标。因此，学校管理者的艺术就是在制定纪律规范约束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行为的同时，又给他们以发挥主动创造的自由，从而让教师与学生都能在他们所身处的环境中去“自由地呼吸”，去“畅快地舞蹈”，但绝对是新鲜的空气，或精典的芭蕾。

3、推进弹性管理

在传统的学校管理模式中，刚性管理处于主导地位，教育管理者通常是运用权威、命令、政策、法律、法规、守则等管理方式和手段，对教育者与受教学者进行控制、监督与惩罚。这种刚性管理不是建立于尊重人、相信人和弘扬人的主体性基础之上的。学校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不信任，不尊重和缺少灵活沟通，只可能最终使被管理者成为一种逆来顺受的工具，并最终所谓的培养出一大批工业化时代的机械零件式的人物。作为具有主动性生命形式的人，他(她)与无生命的物质和有生命的动植物有着本质的区别。正是这种主动性促使着我们的教育，包括我们的学校管理，应朝着培养具有发展潜力的人这一终极目标而努力。因此，具体到学校管理过程中，弹性管理应冲破刚性管理的垄断地位。如运用以激励为主的管理方式和手段，满足被管理者的经济、心理、社会、精神等的需要；采用协调、沟通的方式，尽量减少刚性管理的负效应，并最终实现变他控为自律，达到激活潜能之目的。

4、反对绝对统一

在我国传统的教育管理中，强调一致性，尤其是在计划体制下，学校的教育管理更是突出。这些诸如统一大纲，统一课程，统一教材等形式既反映在客观层面的教育行政管理之中，也反映在微观层面的学校管理领域。如此统一的结果，表面看是给教育管理者带来了简单而又便利的好处。但殊不知，这种类似于用统一标准进行产品质量检测的方式所带来的副作用却是巨大的。因为人的个性如同树的叶片原本有差异的一面，简单的绝对统一从本质上违背了基本的哲学常理。在同样的学校管理中，“因材施教”和“因人而异”的基本原则必须要坚持，著名教育家魏书生在具体的教育管理过程中反复强调的“找个人优点”即是对多样性的肯定。具体到学校管理过程中，绝对统一性管理的被否定，有利于教师多种教学风格的形成和学生发散思维的培养。因此，多样性、差异性的存在，从学校管理者的角度看，同样可显示出一个管理者的博大胸怀。如此这般，何乐而不为？

5、建设人文校园

理性的管理模式具有规范、程序、量化、逻辑性强的特点，这是一种与计划管理体制相适应的管理模式，其静态性特征明显。但由于市场经济的多变性，新的机遇和市场的不断出现，还有个体创新性的张扬所存在的差异性，使得原有的理性化管理模式也越来越不适应于包括学校管理在内的诸多方面。新的课程改革标准反复强调推进人文精神的教育，并建设人文校园。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学校管理模式从理性转为非理性，从静态转变为动态的一种要求。建设人文校园，具体地讲就是以人文精神来指导学校管理，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置于平等的高度来进行定位的观察比照，用感情投资和文化陶冶来融洽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进而变外向性的滞后被动管理为内敛性的超前主动管理。我们知道，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真正决定主体人物潜能发挥的并不是学历、年龄、时间等可量化的数据，而是其非理性的情绪与精神。因此，培养创新人才，在学校管理中在注重人的理性因素、延续理性管理的同时，更要关注人的非理性因素，努力的去建设人文校园。

6、确立多种评价体系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管理中的不断运用，管理中所涉及到的诸多精确统计与测算，在企业管理的过程中的确取到了促进作用。但学校本质上决非企业，因此这种极端追求精确性、确定性的非此即彼的排中律式的方法并不适合于具体的学校管理。在精确与模糊之间，前者是相对的，后者才是永远的。因此，类似于这种方式的过去传统教育的评价体系也有待改变。单纯的“好”与“坏”、“优”与“劣”、“及格”与“不及格”等等是过份地在强调甄别与选拔的功能，而否定了受管理者的一种可发展性与变化性。因此，与素质教育相适应，在学校管理过程中，还必须确立除此之外的其它评价体系，进而发挥评价的教育功能。道德是永恒的社会调节方式，也是社会的共识。这一方面起因于它根植于人们的历史文化环境，是一种持续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起因于它也是一种公共服务。“以人为本”的教育理论，乃是从某一方面要求管理者去尊重被管理者之需要，提升其道德水准。因此，现实的学校管理过程中，加强道德自律建设，从而于不自觉间可确立一种古老又新型的评价体系，进而促使受管理者进步为一个完善的而非局限狭隘的人。

7、在竞争与协调中，重视公开公平。

管理本身的协调性纯乎天然，它有利于维护组织的稳定与人际关系的平衡。但它从某种意义上存在保守与少创新。因此，我们具体的学校管理还需有竞争的参与。但竞争本质上又显出扩散性、无序性。因此，人类社会的竞争是因为有了协调才未走向灭亡。那么，如何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呢？重在注重公开公平。公平理论的创始人史坦斯·亚当斯认为，个人不仅关心自己努力所获得报酬的绝对数量，也关注自己报酬与其他人报酬的相对比例，员工产生的公平感往往不是来源于绝对值，而是来源于与人相比的相对值，即他们对自己的投入与产生和其他人的投入和产生的关系作出的判断。因此，在学校管理过程中，管理者必须注重这种相对比例，从而力求公开与公平。当然，绝对的公平在学校管理中不可能存在，但大平小不平之后还必须有其他的后继行为与补偿措施。讲求奉献却不唯一，重在投入与产出却不唯过程，及时补偿却不唯物质等等。总之，学校管理的管理者必须在具体的实践中去打破绝对平衡的状态，公开又公平的去鼓励竞争。这样，管理者自身的不断进取，本也可以“润物细无声”地去影响他的每一个被管理者，促使他们培养起进取精神和竞争意识，以便加快创新人才的培养。

四、来自未来的希望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科技文化水平偏低的人口大国。对于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而言，起关键作用的是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充分地开发和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这是我国教育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为了更好地担负起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包括学校管理者在内的任何一个教育工作者应该在深刻反思我国教育现状的同时，去认真转变更新观念，从而促进学校教育管理的进步与民族伟业的铸就。

未来对于我们有着太多的希望。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青团成立80周年大会上对青年寄语，“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我价值与服务于祖国人民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而这不也正是对我们学校教育管理工作提出的任务吗？“别老问我考几分。”某位考生的埋怨；“为什么我表扬越多学习越好的学生毕业后连睬也不睬我，而那些我批评越多越厉害的学生毕业后能记住我？”某位老师的无奈……诸如此类种种，我们都不愿望在未来的教育中得以重现。让我们这些学校教育管理者用簇新的观念武装自己，去尽力地展示给世界吧？如此，未来一定属于我们。

参考文献：

①《论公平理论在学校管理中的运用》载《教育与管理》2002.9

②《管理在学校教育中到底起什么作用》载《中小学管理》 2002.7

③《“以人为本”辨析》载《中小学管理》 2002.1

④《对创造教育的几点认识》载《教育研究》 2002.6

⑤《中小学课程改革标准》

⑥《创新——我们共同的使命》丁纲主编

⑦《创新型教师》程斯辉主编

⑧《德育创新论》  吴亚林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