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的政教传统在新课程改革中的积极作用

       长春二中语文组    封延旭

 

【内容提要】本文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不同,开始论述中国哲学的强烈的功利性与现实性,进而谈论中国文学的政教传统.中国文学的“文学性”显现着政教的特性，从《毛诗大序》到《乐记》，从《论语》到《文心雕龙》，从西汉到盛唐都在有意的让文学的内在价值发挥政教的作用，这样的特质使语文教学在课堂的严谨性与学生的自主性充分发挥，从而培养了学生的自主探究的学习习惯。

【关键词】新课标；自主探究；文学；政教；功利性

新课程改革中语文教学的自由性和自主性被很多人关注，那么文学性的政教性又能激起学生自主探究的学习语文的浓厚兴趣，让学生联系历史，结合古典文学体会文学的功利性与多样性。

中国古代文论有着浓厚的政教传统。对于这种传统的讨论，我们要从中国哲学说起。

按照美籍华裔学者成中英先生的观点，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其本身并不是抽象的思辩，而是有着强烈的功利性与现实性的。中国哲学与日常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它并不游离于日常生活之外，而是与对人的日常生活直接地发挥着指导作用，这种作用使得中国哲学就有了一种教化的作用。这种哲学传统表现在儒家的哲学上十分明显。儒家哲学对人的道德修养特别重视，同时还要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而这种观点也就影响到了中国古代的文论。使中国古代文集结具有了政教传统。

集中体现了这种政教观的古代文论的文献是《毛诗大序》，在这篇集中地体现了儒家思想的短论中，作者指出了文学的功用：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政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这段话中，并没有直接去谈文学在“审美”上的作用等一些涉及到了所谓的“文学性”的东西，而是直截了当地同当时的政治情况联系起来。指出了诗的内容与政治之间存在的一处同构的关系。其最终的目的，在于说明文学的意义在于发挥其在政治上的作用。而这处政治上的作用的发挥，又是靠着其在伦理上的作用发挥出来的，也就是说，文学本身要先使个人在道德上完善，然后才可能影响到整个的社会，即“先王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同样的思想亦出现在当时的《乐记》中，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写道：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因。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这段文字虽然指出了文学与情感的关系，但是，这种由情而生的“乐”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当时的政治有着十分重要的互相影响的关系，特别是它是能够影响到当时的社会。因此，作者才说“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这两篇文献，特别是《毛诗大序》，完整地概括了文学的政教观，对后世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其二者的作用在于，“它们虽则点出了物与心的联系，却把重点放在对心的要求上，由此实现了对诗、乐功利性的强调：它们不承认诗、乐（心）有自由感受、多样表现社会生活（物）的权力，而认为诗、乐有‘教化生活’的重任，它们虽有提高情志的地位的功绩，却又使情志最终走向了被约束、规范化或单调化的狭窄天地，扼止了情感的丰富多彩。总之，情志被特别突出了，同时也几乎被抹杀掉了”。

这种传统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从儒家的思想看来，对于文学作品一直是要求有对于道德伦理上的要求。《论语》上记载“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表明孔子对于文学作品的内容的重视，而这种重视的目的又何在呢，当然是发挥其道德上的作用，于是，在《论语》上又记载着“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可见，在孔子看来，“美”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则是通过“美”这个载体最终达到人的道德伦理的完善，即“以美启善”。孔子的这一思想异常重要，影响后世的儒学。及至到了西汉，当时的儒者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将孔子的这一思想进一步发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教理论。《礼记正义·乐记·乐本》中，这种思想发挥得更为突出：

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形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孝，则王道备矣。

这种政教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当然是十分深刻的。从西汉以后，对于文学的这种政教作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即便是在六朝这个“文的自觉”的年代，这种政教传统也在影响着文论家和作家们。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的《原道》在一开篇就提出了“文之为德也大矣”，在这一篇的末尾仍然说道“道以惟微，神理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龙国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傚”。到了唐代的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中，所提出的文学主张仍然继承了这种政教传统。如白居易所说的，诗歌要发挥其“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到了宋代，很多学者将其发挥是就更到了一个层次，兹举几例如下：

若使有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

乐声淡，则听心平；乐辞善，则歌者慕；故风移而俗易矣，妖声艳辞之化也，亦然。

中国古代文论的这一传统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的特征。这种传统追求作品的内在价值，主张发挥其政教作用，这对于提高接受主体的道德素养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的。同时，这种主张使得我国古代的很多作家都会将眼光投向现实，关注着人生，关注着社会，使得文学作品不会过于“唯美”。我们可以看到，在初唐的浮泛的文风中，陈子昂高举着“兴寄”、“风骨”大旗；在中唐时代一些人去写着没有现实意义的骈体文的时候，韩柳主张“文以载道”正是自觉地继承了这一传统。而另一方面，这种传统又在一定的程度上夸大了文学的社会作用，给文学背上了过于沉重的负担，因此也在某种意义上伤害了文学自身的纯洁性。因此，我们应当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的这一传统。“尽管中国美学一开始就十分注意美同感官愉快、情感满足的重要联系，并不否定这种联系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但它同时强调这种联系必须符合于伦理道德的善。由于中国美学强调美与善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并力求要实现这种统一，这就使得中国美学经常把审美同人的高尚精神品质和道德情操联系在一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严格地把纯粹的享受排除在外，认为把两者混同起来是错误的、有害的”。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的这一特征，是我们进行古代文论和古代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以上是关于文学中政教功利性的阐述，旨在挖掘文学中的一些特质来启发学生对文学的多角度理解和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浓厚兴趣，在课前采用学生自主探究的方法，搜集，筛选，归纳，总结相关的材料，在课堂上让学生展示自己的成果，让学生能够客观的了解文学与历史。

 

【参考文献】

张峰屹著《西汉文学思想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欧阳修《梅圣俞诗供职集序》

周敦颐《周子通书》

参阅[美]成中英著《从中西互释中挺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