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学生在晚自习

　　在过去几年的临川一中，这些外地的优等生源往往会构成“喜报”上的主力军，在校长办公室里，一面墙壁的正中悬挂着一副牌匾——“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
　　“临川一中都是看清华北大，不看一本二本。不是说每个人都为了考清华北大，可每年都有好消息出来，人家就会说，这个学校真的很好。”一位陪读家长告诉记者。
　　招租也打着类似的名号。有的专门将“状元楼出租”几个字放大，在括号中写着“如果考上状元，租用费用全免”。有一户人家，在阳台的防盗窗上挂上一条巨大的红色横幅，庆祝租在这家的小孩考上了北大。
　　张英租住的楼房，就是2008年新校区搬迁时，当地农民建造的。房东小王说，“学校开始造，我们也开始造”。还没修好门前的水泥路，就已经有家长过来住，这几年租户从未中断过。“我们希望学生考得好，这样就有更多人来住。”
　　这里流传着许多故事，有的人在这里待了八年十年，只为了把3个孩子都送去大学；有的人辞了年薪几十万的工作，陪孩子最后一年；两位来自别处小县城的学校老师，在高三那年，母亲请假一年来这里陪孩子读书，父亲留在家乡的学校为妻子代了一年课。在很多人眼里，全家再大的事大不过高考。
　　带着3个孩子陪读8年，把大女儿送进北京大学的席雯，就是“妈妈帮”里活生生的例子。
　　2008年，席雯辞去广东一所小学教师一职，带着3个孩子迁往临川。她讲到陪大女儿时，晚上洗脚水都要打好，让她边写作业边泡脚。有人说她“你太惯孩子了，以后自理能力很差”。
　　“她读书那么累，我帮她做一点有什么关系。”席雯毫不在意地说。不过她马上举例说明，自己女儿上北京大学后，会做菜，回家还会帮她带弟弟妹妹，“很独立”。
　　杨金梅的小儿子还在临川一中读高一，她就来陪读了。去年夫妻俩关闭了在北京打拼了十几年的门窗店，丈夫去了福建泉州打工，因为“泉州到抚州有直达的高铁”，方便看孩子。
　　她还记得，两人送儿子回来读书的那天，她看到许多家长在这儿陪读，问儿子要不要留下来。儿子心疼他们放弃生意，说“不要了”。杨金梅坐在车里，“眼泪一路从江西流到了安徽”。那天，儿子躺在床上，用一本书蒙着脸，她猜测孩子也一定很舍不得。
　　最后她决定陪读，是因为不愿小儿子重蹈大儿子的“覆辙”。大儿子从小在外婆家养大，初中读完就出来打工，“走到弯路上”了。
　　但她最近嗅出了一些危险的信号。相比学习，儿子更喜欢打篮球，看到崭新的球衣，“眼睛都发亮了”。然而刚刚过去的期中考试，一向数学成绩优秀的他竟然考了不及格。
　　这样的成绩会错失“零班”。而进了“零班”，就相当于一只脚踏入重点大学的保险柜。
　　进入高二，40多个班级会被分为“零班”、A班和B班。“零班”的学生将享受最好的教师资源，“连学习资料都是免费的”，高考时，由学校安排车接车送。
　　一位父亲称根据自己的长期观察，“下课后，如果这个班教室门口几乎没有学生出来玩，那就是零班；如果出来的不多，就是A班，出来一堆人，那肯定是B班”。
　　“零班”不是用牌子挂出来，而是敲打在每个学生，甚至每个家长的心上。
　　一位临川一中走出的学生在网络上写道，“零班”老师喜欢说，“我们缺的是清华北大，武大厦大之类学校谁考上对我们不重要”“高考第一是状元，采访、上报、挂横幅，第二即使只差两分也不会有人记住”。
　　王芳菲的女儿不在“零班”，“有时候女儿回家会说，你们这些大人，早就把我们分成三六九等了。”但这位爱读龙应台作品的母亲安慰女儿，“你走完人生该走完的路，以后不会后悔就好。”
　　因为孩子没考好，杨金梅的丈夫着急地打长途电话过来，“儿子，难道我和你妈妈这样的选择是错误的吗？”重话一出口，他又有些后悔，偷偷打电话给老婆让她安慰一下儿子。
　　小林在文科“零班”就读，去年暑假，张英看到这块上重点大学的红榜，会和儿子开玩笑，“什么时候你的名字能写上去咯？”但是今年她从来不说这样的话，“不能给他太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