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青年“海归”方显廷来说，最迫切的愿望，不是优厚的薪水和风光的职位。

　　他有一个梦想，希望有机会“首先通过教学和研究，来了解故乡的现状，以便日后能对我的国家做些更为有益的工作”。

　　这是1928年。写完给当时政府所设经济咨询局的辞职信后，这位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生便来到南开，扑进教学和研究中。

　　80年后，有人写文章纪念，才发现在民国“四大经济学家”里，马寅初因“人口论”遭受迫害，广为人知，刘大钧奠定了中国的统计事业，何廉参与设计了中国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只有未从政的方显廷，影响较小，“可他所做的大量工业史调查为后人留下一大批珍贵的原始材料，在今天看来，仍然拥有极高研究价值。”

　　这些价值，散落在后人的研究论文里。搜索方显廷的名字，可以看到许多引自他著作的零星段落，却鲜有人梳理他对经济学的明确的、核心的观点。

　　他记录当时的民营企业，“形同衙门，董事经理，俨然官吏，对业务不求改进，遇事则因循敷衍，重要位置，多委于亲信，既缺乏专门技术，又无办事能力”。

　　而在《天津织布工业》中，方显廷记载工人在厂坊供职，“既不能长久，则朝三暮四，习以为常”，故失业之事，是工人家常便饭。并详细考察了其中的“工资榨取之制度”。从这些零星段落中，有人看出了“唏嘘”，看出了在现代工厂组织里，传统的温情背后“仍然是无情”。

　　当时，方显廷与何廉一起，主持南开经济研究所。在这个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基地的研究所里，他除了主持学术探讨，更重视实证和实地考察，注重占有第一手原始资料。

　　为了“了解故乡现状”，他带领学生，到天津地毯工厂和作坊中，了解生产制度，甚至亲自学习机器操作，和工人们沟通交流，记录资料。此后，这种方法被推广到全国。在考察河北、山东的乡村工业、农业之外，他还对地方政权、社会组织等进行调研。

　　他的研究涉猎甚广，甚至连棉花运输、制鞋、磨坊等行业，都一一考察。然后，身兼社会调查、统计、资料整理和经济分析等多项工作的方显廷，才会坐下来，进行理论分析。

　　当时的大公报记者采访他，发现他“守着一台打字机，终日不停地打”。连结婚的第二天一早，他都跑到图书馆里，继续撰写报告。后人感叹，他“像一台永不休止的机器”。

　　这台“机器”一直未曾停歇。女儿回忆，1930年代在上海，每当夜阑人静，她醒来时，总能听见父亲那打字机的键盘声“沉重而均匀地敲响着”，显得分外清晰。

　　这台打字机打出的，是一系列记录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料：《天津批发物价及生活指数》、《天津手工业家庭预算调查》以及《天津外汇兑换率指数》。有人认为，他首创了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唯一完整的物价指数，“地位和作用是独特的和无可取代的”。

　　而他本人，也几乎成了资料大全。当时，经济学家托尼来中国考察农村土地状况，由于素来的积累，南开经济研究所迅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只经过短短的访问，托尼就写成了著作。

　　他给经济系本科生上课，讲授近代欧洲经济史时，讲的也是英、法、德、俄各国有关农、工、贸等方面的土地与租佣制度，工厂与雇工制度，行会、商人雇主与贸易政策，甚至包括当时苏联的经济制度。

　　经济史学者梁捷注意到，方显廷的研究活动，正“代表了当时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形态”，也就是在1930年代初达到高峰的实证性质的社会调查研究。

　　当时极少有简单的“教条主义”，当然也并不存在什么“书斋里的经济学”。大量的调查研究报告，不仅成为中国经济学进步的基础，也成为推动社会改革的重要力量。

　　然而作为这力量一分子的方显廷，无论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还是权威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却都没有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