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子难进公办学校”

        绿园小学要关停的消息传出来后，不少家长忧心忡忡。

        从河北张家口到北京打工的刘先生每天都要来学校打听开学的事儿。刘先生1989年就来北京打工，一家4口人租住在树村的一个15平方米大的出租屋内。大的孩子刚开始工作，小的刚12岁。“孩子可爱学习了，上学期在年级60多个孩子中成绩排第8名呢！”说起孩子，张先生语气中透着自豪。但说起下学期上学的问题时，刘先生的目光瞬时暗淡了下来。记者问会不会把孩子送到公办学校，刘先生直言：“我的孩子难进公办学校。”

        证件是个大难题。刘先生告诉记者，在北京要上公办小学，外来务工者得凑齐“五证”：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孩子在老家上的学校以各种理由不给办转学证，另外房东不给开发票，暂住证也没法办，多亏农民工子弟学校不要这些证明，孩子才能在北京有学上。”

        费用是根本原因。刘先生介绍说，他在一家医院药库当临时工，负责发药，一个月1300元工资，6点多起早打些小工，每月可多挣300元。孩子母亲平常打点零工，收入不稳定。租房一个月就600元，再加上赡养老人、伙食等费用，一个月下来基本不剩钱了。“学校提供的3块5的盒饭我们孩子都吃不起，都是自己带饭到学校热。有的公办学校午饭8元，订本书就几十元，我们根本不敢上。”

        此外，公办学校的时间安排也不适合打工者。刘先生每天6点半就要出门上班，这个时间公办学校是没有开门的，可绿园小学已经开门一个多小时了。“我们临时工工资低，干活累，没有假，迟到早退一次人家就可以辞退你。上公办学校的话，早早送去时不开门，放学时我们还没下班。多亏了打工子弟学校，车接车送还免费！有一次我和孩子他妈都加夜班，校长就让孩子在学校过夜了，这些都是公办学校做不到的。”

        即使各种条件满足也难进公办学校。来自河北保定的打工者张女士说，自己几次到公办学校询问，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名额满了”。

        刘明望告诉记者，刘先生说的情况具有普遍性。办齐“五证”对不少农民工来说难以达到，以“在京务工就业证明”为例，一个菜农到哪儿去开 ，有条件开的也要好几个月才能把证明办下来，开学时间早过了。

       “今后孩子去哪儿上学？”

       “我可以负债，但我的几百个学生如何安置？如今北京学校招生已经结束，要立刻关闭学校，这不是要赶着孩子回老家做留守儿童吗？”张晓虎无奈地说。从7月份至今，张晓虎和同事们一直在找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同时积极寻找新校舍。

       “离学校300米远有一个肖家河小学树村分校，空置了五六年，能不能把校舍租给我，只要能租到，租金高一些也没关系。”张晓虎向海淀区教委求助，并递交了一份申请，但没得到回复。

        8月9日，张晓虎去海淀区教委递交686个学生的花名册时，看到了一份文件，上面说要保证把这些学生分流至附近的肖家河小学树村分校，保证不让一个学生辍学。但当他再仔细询问具体事宜时，却没得到明确的回应。

         8月12日，来开家长会的农民工徐德财无奈地说：“这个学校关了，听说要分流，但具体怎么分流，需要什么条件都不知道，也没人跟我们说。”

       “今后孩子去哪儿上学？”这是家长们最关心的事，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他们也没有得到有关部门明确的说法。

        记者试图采访海淀区教委，但值班室的工作人员说要请示领导，此后一直没有给出答复。

        还有多少个“绿园小学”

        记者了解到，绿园小学并非个例，今年6月份以来，海淀区、朝阳区、大兴区相继有部分打工子弟小学被关停。

        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公益网站上的数据显示，目前，北京现有打工子弟学校200多所，就读学生近20万名。这其中除了50多所有办学许可证的学校以外，其余200多所在夹缝中生存——处于北京郊外的城乡结合部，利用当地废弃的学校或厂房、四合院等场所，修复与扩建简易教室，环境简陋，教学设备差，同时还处于被拆迁与搬迁之中。

       “打工子弟学校是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必然产物，城市的正规学校上不起，为了孩子不失学，农民工只能上这样的学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宇宽长期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从2008年起选择了北京、上海两地各10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1000名孩子进行跟踪调查。郭宇宽坦言，由于师资力量参差不齐、流动性较大等原因，部分打工子弟学校教学质量并不理想，生存状况堪忧。

        据了解，打工子弟学校的创办者经历各异，很大一部分曾经在家乡当过民办或公办教师，还有一些是半路出家，有的做过包工头、小贩、厨师等多种职业。办学资金多为创办者自己筹集，主要依赖学生的学费来维持学校的运转。

        郭宇宽表示，打工子弟学校的现状需要政府进一步开放公办学校教育资源。目前北京也有一些学校在开放招收打工子弟，朝阳区教委在2010年鼓励辖区学校扩大班额，也就是把一个班20多个学生，扩大到40—50人，这样可以提高教育资源使用效率。但有一些农民工反映，孩子如果去城区里如亚运村区域的学校上学，家长就要在学校附近租房子，生活成本难以承受。他们更希望城乡结合部的公办学校教育资源向其开放。

        此外，郭宇宽建议应对打工子弟学校中较好的学校进行扶持。可以借鉴其他城市的做法，通过政府补贴和监管，使原先的民营打工子弟学校转变为非营利性学校，由政府给所有登记入学的孩子经费补贴，并在师资方面给予补助。郭宇宽还表示，政府应给予相关配套政策，鼓励一些公益组织兴办非营利学校。同时针对打工子弟的实际情况，突出特色，实现教育多样性。

        针对近期频被曝光的假期违规补课事件，山东省教育厅9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将对武城县、庆云县、利津县等地有关负责人进行处理。（来源《齐鲁晚报》）

        假期组织学生进行补习不说你也知道是违规的，但仍有明知故犯者。作为当事人的学生，我想也很少有人会享受得了在酷暑的天气里扎进题海里的挣扎，谁不想让暑假过得轻松一点、有意义一些？可是当有意义的暑假遇到现实的无奈就变得有些杯具了。

        其实近几年来，山东省教育厅上至教育部就曾多次下发通知，任何地方和学校不得以任何借口在假期组织学生集体到校上课、补课或统一组织自习，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动员、组织学生参加各类辅导培训班，禁止学校在假期联合或将校舍租借给社会力量办学机构用于开办补习、培训班。可是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利用假期进行补课的学生老师仍不在少数，光明正大者有之，偷偷摸摸者不乏其数，更有甚者为逃避“追捕”进行跨省补习，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假期违规补课，一味地指责老师是不公平的。组织的老师虽然不排除有赚取私利之嫌，但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组织补课，老师们也不是那么的心安理得。在体制、学校、家长以及学生之间，已然形成了一个怪圈：人人都是伤害者，人人又都是受伤者。

        这个怪圈形成的很重要的方面是选拔人才的形式过于单一。虽然有关人士强调：从重点大学高考录取趋势来看，学生创新能力与综合素质在升学中的因素越来越重要。不过就目前的中考高考来说，分数永远是起决定性的，分数高，你可以上211、985；分数低，对不起，只能上二三流或者不入流的学校。现实就是这么实际，所以学生只有千方百计甚至不择手段地提高分数，这时假期补习就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家长及学生们的选择范围。学生扮演的角色是很尴尬的，暑假了总是想好好玩一玩，但是如果老师这时告诉你，假期补习的课程，开学之后不再重复，你到底去不去？即使你立场再坚定，也不大敢潇洒地转身走开吧，在分数面前学生永远是奴隶。

        从违规补习的人群来看，农村学生占据了绝大多数，归根结底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教育的一个缺憾。其实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城里人本身就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周末假期可以找家教对孩子进行辅导，而农村孩子在这方面却有很大的困难，农村相应的教育资源不到位，家长找家教都找不到，财力的限制也是寒门子弟丧失社会公共教育资源的重要原因。山东作为高考的大省，每年参加高考的人数大约六七十万，当老师拿着往年606的一本分数线声嘶力竭的时候，广大学子伤得起吗？不想点“绝招”怎么行？

        一定程度上，假期补习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长远来看，这又是必须坚决抵制的。山东违规补习事件暂时告一段落，但是谁都不敢保证以后不再出现，它的解决需要体制、社会、学校以及家庭的长期磨合，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选拔的人才也会越来越给力。（孙蒙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