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专家周祝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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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著名教育学家周祝瑛讲述台湾教育改革20年实践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目前高考改革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但计划在6月底前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仍然显得十分神秘。

       20年前，我国台湾就启动了教育改革，包括招生制度改革、高考和中考改革等。台湾政治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著名教育学家周祝瑛长期关注台湾教改。目前台湾教改取得了什么经验？面临着哪些反思？能带来什么借鉴？近日，周祝瑛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文、图/本报记者何涛

       七成台湾人可以上大学

       广州日报:您能否谈谈我国台湾教改20年的历程？

       周祝瑛：随着台湾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矛盾显现到教育上。许多民众觉得教育始终没有跟上现代化、教育质量不高、没有解决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当时民众提出四大诉求：先教育松绑、广设高中大学、教育现代化、教育基本法，让管理者知道做教育要畅通升学管道。让教改政策在当年制订政策中受到很大瞩目。

       当时台湾“行政院”成立了教育改革委员会，公布了台湾教育改革报告书，规划了教改方向，让学生和家长参与讨论。

       通过两年规划，从1996年开始，大学中学小学产生了一连串的改变。首先让大学自主，由大学老师选举校长。其次，中考和高考开始改变，从一试定终身，到多元入学，学生还可以申请的方式。第三，由“教育部”规定的中小学课程标准，改成课程大纲。开放民间版本的教科书，实行新课程，把中小学课程连在一起，英文教育进入小学。

       另外，师资从过去单一由师范大学培养到各个大学都可以培养。实际上就是教育放权，让市场机制参与，让教育现代化。通过增加大学的数量让大学门槛降低，让更多人可以上大学。现在台湾70%的人都可以入读大学。高中、职高阶段百分之百都可以入学。从宏观到微观，全部都变了。

       每个县设一所大学

       广州日报：教改后，台湾大面积增加了高中和大学的数量，这是通过哪些途径实现的？

       周祝瑛：广设高中大学是教改的目标之一。当年提出，20多个县每个县都要设一所大学，让更多人能读大学。当时的想法是，学习压力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学学位数量不够。如果想让学生减负，多开办一些大学，考试压力就不会那么大。让高职、中专慢慢升格为高校，也让民间资本办一些高校。

       新增加的高校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由政府部门设立的一些新式大学，如：中正大学、中山大学等。另外，还有一些企业办的大学。绝大部分新增的学校是民间办学。私人也可以办大学，很多中专也是私立的。

       入学人数增加了两三倍，经费不可能由政府部门全包，主要是靠民间来筹集。办学用地非常便宜，但学校完全是非盈利。一些企业参与办学，为自己的企业培养人才，像王永庆的企业也办了学校。

       广州日报：一下子增加这么多学校，师资如何跟得上？

       周祝瑛：在这个过程中，台湾大学也正在扩招，各个学校都可以培养老师，各大学都培养了很多硕士和博士，正好可以迎合这种需求。2000年前，台湾师资很薄弱，后来由于台湾人口出生率下降，情况得到改善。估计2016年是台湾人口的大限，整个人口会开始下降，由于生源会越来越少，一些高中和大学的招生变得困难。一些民办学校的教师将面临着饭碗能否保住的问题。

       广州日报：教改是否借鉴美国或日本的经验？

       周祝瑛：台湾教改受到美国英国日本影响很大。日本1980年成立了教育改革委员会，1994年台湾成立了类似委员会。比较麻烦的是，改革后日本这个委员会还继续存在，但是台湾的却解散了，交给“教育部”来执行。这就形成一个问题，规划部分和执行部分分离，形成了有权没责的状态。

       废除高考不等于没考试

       广州日报：台湾的高考如何改革？

       周祝瑛：启动教改后，2001年台湾废除了高考联考制度，变成多元入学，试图消除一次考试定取录的弊端。高校有招生自主权，可根据各自特色确定招生条件，考生入学分为“考试分发入学制”和“甄选入学制”。考试分发入学制是将现在联考改成为两次，每年的1月一次，所有高三学生考同样的科目，考完后就可开始申请大学，不用再考其他试了，如果觉得没有申请到合适的学校，或觉得分数不够的话，7月份可再考一次，根据各个大学学科的不同制订考试的项目，可能考三五门。甄选入学制分两个阶段，第一是报考学科能力测验，第二阶段是各院校的甄选、口试与笔试等。这两种入学制度不是完全取消考试，而是让考试更加多元。

       广州日报：没有试点，在改革初期有无出现混乱的情况？

       周祝瑛：教育改革涉及到制度与理念问题。在华人世界里，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当学位得到满足后，他们就想着要读更好的学校，而且要读更便宜的学校。

       高考虽然取消了，变成多元入学，但入学仍有成绩要求。很多人还是将目标对准名牌大学和名牌高中，压力可想而知。虽然有国外各种大学的申请入学机会，不以分数为主，但是真正在实施中，人们还是想着上本地几所名校。因为这些学校就业好。所以说，制度的改变很快，可是社会土壤的改变、人们观念的改变却是旷日费时，甚至有时候还会遇到很大阻拦。

       教科书简单课外补习变多

       广州日报：教改有没有让素质教育得到体现？

       周祝瑛：过去小学生的语文课一个星期有9到12个课时，2001年为了增加外语和乡土语，就减少为7~8个课时，内容更复杂，这对小学生有一些影响。

       整体上讲，教改后学生活泼很多，教师教法多很多，因为师资来源多元化，家长也参与其中，各有利弊。教科书比以前变得更简单，图片更多，文字变少,但考试还考很多。所以很多学生要上补习班。教改松绑后、考试减少后，还有很多人去补习，台湾家长的收入70%是花在孩子教育身上。课程朝着比较简单方面进行。很多孩子靠外面的补习。

       广州日报：关于台湾教改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你怎么评价台湾教改？

       周祝瑛：教改营造了教育自由，让教育更多元，更重视学生权益，让教育更现代化，国际上一些先进教育理念可以很快在台湾实践。

       另一方面，当然也有缺点，一些政策过于躁进，例如： 课程改革，尤其是今年9月开始实行12年基本教育，学生可以免试入学，让民众有更多入学机会。从9年变成12年，没有先去示范，时间压缩得很短，课程、师资、理念能否跟得上。这个过程当中，听到社会有很多反对声音。但是台湾现在问题是，没时间去试，先做了再说。

       现在台湾20到22岁的年轻人70%都可以上大学，不上大学倒是蛮困难的事。到底大学要不要再普及也引发思考。很多技术型的大学想改成中专、高职，因为可能更符合学生的兴趣，就业也可能更好。现在大家都去念大学，满街都是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