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3月19日至21日，合肥工业大学首次举办人才洽谈会，采用学校和用人单位当面洽谈双向选择的办法做好应届毕业生的分配工作。会上，学校15个系同应邀来自全国的130多家用人单位签订了合同。 新华社资料图片

    当没有选择权时，大学毕业生们接受一份工作，就像接受命运安排。当拥有选择权后，大学毕业生们发现，事实上，可选择的越来越少。

    这或许是自由的代价，有人甚至开始羡慕“分配工作”的时代；不过，只有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才知道能够“三千弱水中取一瓢饮”的幸福。

    “移动的砖头”

    每周一到周五，9点上班16点下班。下午泡上一杯绿茶，慢慢啜饮时，不时有编辑过来询问标题是否要改，版式是否该调。这就是汪文目前的工作状态，他常常感慨说这样的人生过于平淡。

    汪文，46岁，农民日报社评论部主任。他说，如果时光退回到1984年的夏天，他的人生轨迹一定不是如此。

    1984年6月，炎热而沉闷。北京大学哲学系大四学生汪文，照样和同学一起踢球、看书，他说对毕业没有什么概念，只是觉得毕业后不再接触学校而已，反正学校会分配工作，其他的人生目标、职业规划是没有想过的。

    这种想法在当时并不奇怪，因为在政府统一分配工作的时代，大学生的就业不以自己的职业规划为转移。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当时的政务院发出《为有计划地合理地分配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今年暑期毕业生工作的通令》，提出对高校毕业生实行有计划的统筹分配；一年之后，再次发布的《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规定高校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

    恢复高考后，国家仍然沿袭了这一规定。1981年，“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面临毕业之际，国务院批转了原国家计委、国家教委《关于改进1981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要求对毕业生按照国家统一计划分配：国家教委直属院校毕业生由国家负责面向全国分配；部委主管院校，毕业生由各部委在本系统、本行业内分配；省属院校的毕业生主要由各省市自治区负责面向本地区分配。

    “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成为当时的流行语。汪文觉得，大学生和砖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能够移动。

    1984年夏天的一个下午，班主任在教室门口叫住汪文，带他到办公室，问他对就业有何打算。“打算？我就是想做点实际的工作。”汪文在老师对面坐好，不假思索地回答。

    老师又问一个问题：“你愿意去教书吗？”

    “不愿意，我不想呆在学校了。”汪文说，就是这一句回答，让他每次想起来都有些悔意。

    大约两周后，毕业报到证发到每个人手中。汪文的报到地点是农民日报社，隔壁班一位同学的报到地点是南京陆军指挥学院。

    两人心里都一惊。同学想留在北京，而军校则令汪文心驰神往。两人商量后，拿着报到证找班主任，坦白来意。

    答案是否定的。当时的就业，都是老师在毕业前询问同学们大概意向，然后向用人单位推荐，一般情况下都是遵照同学意愿的，“但老师问得不会特别细，大概是为了公平角度考虑吧，因为岗位基本是固定的，不可能让所有的人满意。”

    资料显示，1984年全国的大学毕业生仅有27万。在人才奇缺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没有挑选权，毕业生无所谓自主权。

    汪文认为，都怪自己当初一句话，让主管分配的老师给了自己一个并不十分想要的工作。

　　学校只是一个桥梁

    作为主管分配工作的高校老师，其实只是起到一个桥梁作用。这是韩经一再说的话。

    韩经，43岁，北京科技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毕业前夕，老师问他的工作意向，韩经说自己想进学校。在当年的毕业报到证上，他的报到地便是北京科技大学学生处。

    1988年的暑假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他是等待分配的毕业生，在此之后他是主管分配工作的老师。

    就这样，韩经开始了统包统分阶段的分配工作。当时的情况是，原国家教委联合其他部门，根据国有企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等用人需要，制订分配计划，然后下发给各个高校，高校根据这张表格，再推荐合适的人选。

    “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们只负责把萝卜栽进坑里。”韩经比喻说，工作后自己拿到的第一张表格，就是1989年给北京科技大学的用人指标。

    学生处有四个老师，一个主管研究生，三个主管本科生。他们拿到用人指标，去和系里的负责人探讨。韩经曾经拿着指标找到采矿系主管分配的副书记，说是冶金局、企业等用人单位要在该系招200人左右。

    副书记不敢耽搁，当下召集各个毕业班的辅导员，让他们根据学生大致意向、成绩、表现、家庭地址等因素，根据职位一一推荐人选。“学校只负责培养学生，对于分配工作是不起左右作用的”。

    至此，韩经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就业过程，也是这样先由教育部制订了计划，然后由学校根据“坑”把自己这个“萝卜”栽进去的。

    虽然每个“萝卜”都有“坑”，但并非每个“萝卜”都满意，比如说那些恋爱的“萝卜”。韩经记得，当时学校不提倡恋爱，谈恋爱的同学都是偷偷摸摸的。老师在推荐工作时，只考虑家庭住址、成绩、表现等情况，根本未曾料到自己的推荐就让这些恋人劳燕分飞。

    一个插曲，如同电视剧一般情节曲折。韩经同一届的采矿系有一对恋人，毕业被分配回各自的省城。两年后，因难以忍受相思之苦，两人同时辞职，一起再来北京相聚，最终结成良缘。

    对于他们来说，毕业时自己是没有选择权的；辞职后选择权回到自己手中，人生轨迹的选择权也才回到自己掌握之中。

    韩经说自己一直想了解而没能了解，那些对所分配工作感到不如意的人，会如何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呢？

　　既来之则安之

    在没有选择的空间里，做好被安排的工作是大多数人的惟一选择。

    1984年7月，汪文拿着档案袋和报到证，到了万寿路61号院。农民日报社在院内某一栋楼的四层和五层，几张办公桌摆在一起，就是办公地点。主任也和大家一样，没有自己的办公室。

    汪文和同来的10名大学生，在领导的欢迎词中留了下来。

    汪文被分去做国际版编辑。“我对新闻一无所知，对那些国外的消息感到特别陌生，跟我学的、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但汪文想，既来之则安之，把手头工作做好要紧。

    作为媒体人，也作为一个有点遗憾的就业者，汪文经常关注大学生就业信息。1986年，他得知原国家教委出台《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提出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在国家就业方针政策指导下，逐步实行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双向选择制度，逐步把竞争机制引向高校。

    同年，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实行双向选择试点。

    “如果我毕业是在这一年，情况会怎样？”汪文会给自己做这样的假设，而每一次自己给自己的答案都是，一定会自主择业，选自己喜欢的职业，做适合自己的工作，“即使这份既喜欢又适合的工作未必一下子找到，但经历是重要的，非常重要。”

    其实汪文也曾换过单位——农民日报社的子报《中国畜牧报》。那是1991年，汪文作为编辑部组长过去，统揽大局。

    报社里招聘一些员工，让汪文的看法有了改变。因为他们的工作态度与很多在编人员的工作态度截然不同：聘任制员工干得非常认真，工作热情很高；很多在编人员则平淡如水。

    当然薪水也不同，聘任制员工比在编人员的钱少得多，但他们都是自己应聘而来的，尽管只是中专生、职高生，因为发挥了他们的价值，满足了他们的职业需求，他们愿意不关注薪水，愿意为之投入热情和精力。

    汪文理解这些人，因为如果是自己，也会这样为了自己选择的职业奋斗，甚至不计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