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档号：NO.027】

         人物簿

         罗波阳，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研究员，湖南省情与决策咨询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理事、长株潭城市群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主攻区域发展战略与规划、社会经济系统工程等方向，共主持或参与国家级课题10余项、国际合作项目4项、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及省级课题30余项，主编或参编著作20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长株潭区域经济研究》、《区域综合发展规划规范化研究》、《湖南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等9项成果获省部级奖励。

        【采访日志】4月22日   阴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今年2月以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人们高度关注的一个话题。转变发展方式为何如此紧迫？怎样准确地理解转变发展方式？就长沙而言，转变发展方式的重点是什么？近日，湖南省社科院副院长罗波阳研究员对记者阐述了他的观点。

        让方式更加契合目的

        记者：转方式，这是上个世纪90年代就提出来的一个话题，当时所提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十七大以来，中央把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作为一项重要战略大力推进。请简要阐述二者的区别，尤其是二者在价值取向上的区别。

         罗波阳：上个世纪90年代所提出的转变增长方式，十七大所提出的转变发展方式，这是我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转方式从“增长”到“发展”的改变，不仅仅是两个字的变化，其意义非常深远。可以这么说，经济增长，强调的是经济总量的增加与扩大。即怎么以较少的资金、劳动力等要素的投入来争取较快的速度和量的增长。上个世纪90年代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强调要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这是与当时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相适应的。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则不仅强调物质投入效益的提高，还强调经济结构的优化、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发展成果的合理分配，强调发展的可持续这一本质内涵。

        因此，二者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看到，过去的这些年，很多地方把经济增长当成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不重视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其他方面的发展，比如生态保护、资源高效利用、各项社会保障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虽然也是为了发展经济，但不管怎么转，强调的始终是“增长”这一核心。而在一定意义上，有增长并不一定有发展，为增长而增长更是如此。当前，我国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在实践中扭转经济增长只重“量”的增加这一价值偏向，以破解当前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比如GDP崇拜、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社会财富分配等，强调发展质量与速度的有机统一，即又好又快发展。也就是说，其价值取向是为了让经济发展方式更加契合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转方式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记者：您怎样看待我国既有的经济发展方式？

        罗波阳：先谈谈对这个提问的认识。我认为，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发展方式的选择，与所处的时代、环境、形势是紧密相关的。因此，要历史地辩证地看。我国既有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在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的，对保证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改革初期，人民生活水平低，为解决生活需求和现实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必然要加快发展速度，把经济总量做大。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是在不断提升的，从单车、手表、缝纫机的“老三件”到冰箱、彩电、洗衣机的“新三件”，现在则是强调手机、电脑、小汽车。面对这样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如何想办法从过去的“短缺经济”中走出来，是经济社会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增长方式，我们的基本思路是：只要能满足需求、保障供给、解决就业、增加财税，这种方式就是可行的。

        联系当时的历史条件，应该说，这样的思路指导下所选择的发展方式，是有其合理性和存在基础的。但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更看到，其缺陷也是很明显的。个人认为，这种缺陷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重国际市场轻国内需求；二是重低成本优势轻自主创新；三是重物质投入轻环境保护和资源有效利用；四是重社会财富增长轻社会福利水平提高。过去的几十年，我们发展确实很快，但也无需讳言，资源消耗、环境代价也是非常之大的。对既有的经济发展方式，有专家这么概括：“难以持续的风险之路、难以支撑的负重之路、难以提升的低端之路、难以增长的‘物本’之路”。 所以说，我们的发展方式已经到了非转变不可的时候了。

       转方式首在调结构

       记者：明年就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您对长沙在“十二五”期间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有何建议？

        罗波阳：近期来看，我认为主要是抓好经济结构调整，通过结构调整来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因为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存在一种内在的有机的联系。就长沙而言，“十二五”期间的转方式，首先就在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一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第三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比重，突出它对发展方式转变的带动效应。长沙的服务业，基础很好，在国内比较有竞争力，无论是传统的商贸业、餐饮业、洗浴业、文化娱乐业，还是现代的出版、影视、动漫、休闲旅游等等都很发达。在生产性服务业上，长沙的金融、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物流、服务外包等也发展得很快。事实上，在现代社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边界已越来越模糊，离开服务业，单纯做制造业是难以做好的，离开服务业，人民生活需求的满足也是难以落实的，特别是发展型、享受型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要切实提升档次，使服务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也是长沙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一个必然要求。二是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消费品工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抢占新一轮国际经济科技竞争制高点的关键举措，长沙作为国家“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综合性高技术产业基地的核心，应坚持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相结合，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生物医药、低碳建筑、文化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而消费品工业发展，亦应是作为长沙“十二五”期间的发展重点。过去的这些年，我们的消费品工业一直做得不好。比如，国家家电下乡，我们就没有入选的品牌。再比如食品工业，我们这个鱼米之乡，在全国叫得响的企业和产品也没有几个。

        其次，要调整城乡结构。前一段，我们主要靠新型工业化发力来实现比较快速的发展。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相辅相成的，“十二五”期间，应该让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齐头并进，使之成为推动长沙又好又快发展的又一强劲引擎。实际上，城市化的推进就是一个扩大内需的过程，把农民变成市民，一可以扩大投资需求，二可以扩大消费需求。这个结构调整，具体来说，一是进一步增强长沙市区的服务功能，提高城市的吸引力；二是把浏阳、宁乡作为长沙卫星城来建设，并依靠它们的发展带动中心小城镇的建设，尽可能地使居民在本地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三是以低碳和“两型”为路径加快推进，长沙发展低碳宜居城市优势明显，目前，长沙房价与全国其他省会城市相比，是不高的，只要我们在“十二五”期间，继续搞好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就能吸引更多人才、资金、先进技术的汇聚，从而推动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

        第三，调整分配结构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有资料显示，2000年以来，我国劳动者的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也就是说，社会财富的“蛋糕”是做大了，但没分好，如果解决不好，必将影响劳动者继续做大“蛋糕”的积极性。因此，“十二五”期间，长沙应想办法形成工资稳定增长保障机制，使长沙人均收入增幅与人均GDP增幅基本同步，同时切实增加社会保障和民生领域的投入，从而使老百姓有钱消费、敢于消费、愿意消费。这样，就可以使需求结构调整落到实处。

        还有一点很重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转方式的核心所在，所以，我们要进一步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注重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机制的建立，注重从需求角度、市场角度来推进自主创新，而不能像过去那样，单纯地从供给的角度、依靠投入去激励。

       转方式需要政府和市场的合力

       记者：您觉得，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主要是靠政府还是靠市场？

       罗波阳：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市场的作用与政府的作用要有机地结合，也就是说，“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要有机结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涉及面非常广，加快其步伐，需要市场和政府的合力。应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必需的，因为经济效益的提高、经济结构的优化都离不开市场机制的作用。但中外的发展实践也告诉我们，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它也有失灵的时候。尤其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十分完善的背景下，更要重视政府“有形之手”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