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伟智

        窗外细雨淅沥，电脑上传来杨益萍的散文小品集书稿《时光记忆》。

        30年了，岁月像秋风掠过，却未曾淡忘，尤其是戏剧性的初识。

        那是1980年，整个民族中兴大业的起步期，在如饥似渴的求知潮催涌下，我考入华东师大夜校中文专业。白天在《解放日报》理论部当编辑，晚间隔三岔五去听课。翌年寒假，听一位中学老同学谈及他在冶专进修班，那里有位同学来自冶金局团委，叫杨益萍；杨同时也上华东师大夜校，颇想给报社写稿。我口上漫应一句，嗣后却没动作。盖因大班听课有百余人，我们尚不相识；更主要的在于投稿者历来多，大抵热情有余，水平不足。由此，后来放学时在车站遇上，他主动自我介绍，我仍只是礼节性地表示有稿子欢迎寄来。他却真的寄来了，写得少有的好，喜出望外，彻底放心。我立即去信，请他多写，各个栏目都欢迎写。

        从此，一篇篇写来。有记叙文，有议论文，无从挑剔，不用修改，一篇篇照登。但来稿频率，委实不算高。作为写作同好，我很理解，不仅因为人家工作学习忙，更因为天下本没有 “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这回事。相反，看得出来，“良工不示人以朴”，他为形式的去朴取精，为内容的言之有物，下了多少构思和修饰的苦工夫，这才有一篇篇清通凝练近乎完美的表达。

        他终于更加忙碌起来。夜校还没读完，那边的冶金专修已经毕业，轮到他走马上任了。从主持一家六七千人大钢厂的党委到冶金高专党委，再转行到文化局、出版局……工作跨度太大，难为他一一从头学起，都干得有声有色。

        那年头，国家大政甫定，正值用人之秋，不时要为同学、友人入仕道贺。至今记得1985年华东师大夜校的毕业典礼，袁运开校长点到中文专业好多同学成为各行业的得力干部，我两位邻座说了俏皮话：“阿拉夜校办成党校啦。”既高兴却也遗憾，一些原本同为“文学青年”的朋友渐渐不再执笔为文，那支笔专用于批示或画圈了。写作素养，须靠“养”，忽略了，不进则退，则手笔生疏。

        令我欣慰的是益萍没有搁笔。他依然忙里偷闲，给本报、还给其他报刊写。频率是更低了，但是立足点更高，视野更开阔。比如1996年那篇《试论邓小平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六千余字长文，发表后被《新华文摘》转载。2002年的《把美丽留给后人》聚焦温哥华的生态理念，思想文采兼美，发表后即被《报刊文摘》摘登，迄今挂在网上。

        我向若干当官的友人转赠过陈毅的 《赠杭州市长》头两句：“杭州太守例能诗，市长今日岂无辞？”岂仅留下白香山、苏东坡名作的杭州才需要雅官当政？到处都需要文化素养呀。一个拥有丰厚文化素养包括写作素养的官员容易沟通知识界，对接当地固有文化，推动事业进步。

        推动又是双向的。写作，反过来推动着作者本人。这就是胡绳从前在 《关于写文章》里论列的，写作有利于训练思维、深化思想。最欣赏他笔下的“写作脱困”之微妙时刻，谁都经历过吧：“有时为了表达一个意思，要费许多周折，这往往是因为这个意思在自己头脑里还是比较模糊的，而在找到了最恰当的字眼和语句来表达的时候，这个意思才真正明确起来。”于是乎，写作的突破与思维的升华成为同一个过程。

        写作素养好处重重，那就不要忽略乃至舍弃它吧。做一名学习型官员，也就需要时时保持乃至提高它吧。

         即使尔后退出工作岗位了，仍然笔不停挥才好。这就是本书一篇《生命的晚霞何以绚丽》的结尾所说：“拥有充实的生活内容，让内心滋润于艺术之泉，无疑是健康长寿的重要因素之一。”

       （《时光记忆》，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