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乎的“国学”大厦到底是由什么建成的？估计一千个人能有一千零一个答案。在文化重镇之一的清华人眼中，“四书”乃“砖”中之“砖”。

　　日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把“四书”作为必修课搬上课堂。(9月23日人民日报)

　　和传统戏词的“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相仿，很长时间以来，“四书”、“五经”一直是相依相伴的。此一番，清华园棒打鸳鸯，致使劳燕分飞。纵观给出的理由，未免有些牵强：认知儒家文化，就要从“四书”入手。要让同学们踏踏实实、一字一句地学习原典。——莫非，“五经”就不是原典？

　　按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理论，要想从汗牛充栋的典籍里逆推出原始的“道”来，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从不同时期诸位名家开出的必读(最低限度)书目来看，老先生们也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除开见仁见智的理念，意见相左的最大原因莫过于读书的体用。正如你想让一个厨子看兵法，无疑就是选择错了推荐对象。

　　和被寄予厚望的“四书”再次入主清华园不同，1923年，梁启超应《清华周刊》之约拟就《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后又精简开列为《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在这份“四书”为榜首的书目里，梁启超给出的推荐理由并非“经世致用”，而是“趣味”。和今世的实用主义者比起来，老先生的眼光可谓老到。

　　物是人非，沧海桑田。

　　即使从实用主义出发，用“四书”来构建传统文化的框架，其难度也不输于用萝卜白菜做出“满汉全席”，其效果也略等同于此。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中写道：从前私塾里，学生入学，是从四书读起的。这是那些时代的小学教科书，而且是同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那时候举行科举制度，题目都出在“四书”里……(而)科举几乎是当时读书人的出路。

　　知道了朱自清先生描绘的“四书”的前世，清华园版的“四书”的学习目的就有些值得存疑。这些劳什子的微言大义估计不论，就连在读书方法上，近人和今人的方式居然也是大相径庭。在胡适先生眼里，(读四书)最好先看白文，或用朱熹集注本；反观清华彭林教授的看法则是：一字一句地学习原典——谁的观点比较切合实际？

　　即便在“四书’兄弟里，待遇也是不一样。古时候读四书要讲究个先后顺序，《大学》在先，《孟子》殿后。而在这一轮的“国学热”里，《论语》以势如破竹的态势，借助各式人等的造势独占鳌头。一时间，以《论语》代替“四书”乃至国学，成了一种时尚。“四书”是块砖，谁用谁来搬。

　　在各种思维日趋融合之际，没有哪种文化会修炼成“金刚不坏之身”，再去普渡众生。不知道清华的兄弟姐妹们能用几年的光景学完他们的这门必修课？也不知道他们能否就此完成格物、知至乃至修齐治平，进而挖掘出中国概念来泽被世界。但在一片“独尊儒术”的喧闹中，我们怎么听不到那其余“九十九家”的声音？

　　猛看一手好牌，然则“十三不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