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各类生活，文学也好，启蒙也好，教育也好，都是由他的心灵启动的，因此鲁迅作为作家、教师或“战士”的生涯具有无比生动、让人百感交集的丰富内涵。同样，他即使去做学问，也决不会抛开自己的心灵，仅为弄清某个“真相”，做无关痛痒的考据。本文通过追踪鲁迅在教育界的18年经历来体会他的心灵：真是一路的寂寞与无聊，直到索性彻底离开，连“混薪水”都不要，做一个真正自由的“战士”。
寂寞成了百草园“少爷”的基本心情
童年的鲁迅经历了一段家道中落的成长岁月，但与这种经历让朱自清变得极具承受力不同，鲁迅则因为这种经历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乃至因此产生疏离与怨恨，从而使自己很早就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寻找温暖。
那时的鲁迅只是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未来能有什么样的路等着他呢？旧时绍兴落魄子弟往往会去学做师爷或学做生意，鲁迅偏不想走当地人常走的路。
鲁迅知道杭州城里有个“功课较为别致”的求是书院，可他拿不出学费。他打听到南京有免费的“洋务学堂”，家乡人视“洋务学堂”为洪水猛兽，但鲁迅偏要对着干。就这样，18岁的鲁迅受完族人最后一次奚落与谩骂，带着母亲含泪给的8块大洋，只身去了南京。
那一年是1898年，鲁迅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后，将名字改成了“周树人”。因为没钱，鲁迅的求学生活自然异常艰苦。到了冬季，连件棉衣都添置不起，只好靠吃辣椒驱寒，以至落下肠胃疾病。与生活艰苦相比，更糟糕的是水师学堂乌烟瘴气的功课。
鲁迅想到了离去，于是第二年考入了江南陆军学堂附属矿路学堂。这所学校的功课好多了，加上设有阅报处，这使鲁迅可以尽情接触“新学”，而且考试总是拿第一，但这也使他看不上周围同学，四年下来也没有找到理想的群体与去处，到毕业时鲁迅想到了出国。恰巧清廷那时出台了政策，鲁迅通过考试获得了公派留日的机会。
到东京后，鲁迅进入了弘文学院江南班。在这里，鲁迅读了许多文学、哲学书，尤其喜欢拜伦、尼采以及《离骚》。也是在弘文，鲁迅结识了浙江班的许寿裳。有一次，两人聊起中国人的命不值钱，竟都潸然泪下。或许是因为欣赏西方文学家、科学家的思想与精神，鲁迅常和许寿裳讨论什么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病因何在之类的问题。
除了看书、跑书店、与许寿裳进行思想交流以及给《浙江潮》写稿之外，与革命救国热情高昂的留学生群体一起活动，也曾给鲁迅带来了自由与快乐。然而，两年半后鲁迅因为觉得许多革命演讲不过是在哗众取宠，萌生了东京也是个无聊之地的念头，因此于1904年8月去仙台学医了。
正是“藤野先生”，使得鲁迅在仙台刻苦求学的同时，原本孤独的内心还可以有一种让其留恋、让其温暖的人情交往。
虽然母亲一度将他骗回国成了婚，但他了却母亲心愿之后立即带上周作人回到了东京。兄弟俩联络许寿裳、陈师曾筹办起了《新生》杂志。可是资金没有落实，陈不久便散去，剩下的许和周氏兄弟又都“不名一文”，计划只得流产，给鲁迅带来了“未尝经验的无聊”，半年后，东京、上海各卖出二十来本。从此寂寞成了鲁迅的基本心情——是啊，人们都在忙什么、求什么呢？
无奈回浙江教书，每天都要熬夜
7年后，鲁迅的异国求学路中断了。当时是1909年，离国内再一次启动公费留学（留美）考试尚有一年。即使当时国内有其他考试，身在日本的鲁迅也鞭长莫及。鲁迅不想中断求学路，也不想回去。眼看都快30岁了，却仍然一事无成。回去了，被那些熟悉的“势利之徒”看见，岂不是自投他们的奚落罗网？
不知道鲁迅是否注意过美国大学的动向，但他确实想过去德国留学，无奈自己凑不出学费，而年迈的母亲与尚未毕业就已成婚的弟弟周作人都需要他的经济帮助，29岁的他只好回国找工作了。
1909年6月，在异国漂泊了7年的鲁迅抵达了上海，接着又回到了让他备感压抑的家乡。
多亏好友许寿裳几个月前先回国了，并且在位于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起了教务长。两级师范的薪水为浙江全省之最，多的有120元。有许寿裳在，鲁迅自然方便，况且监督（校长）沈钧儒十分开明，所以许寿裳一推荐，鲁迅便得到了一份教职，任化学、生理教师，兼日籍教师翻译。
为上好课，加上还要翻译许寿裳上课需要的讲义资料，鲁迅每天都要熬夜，幸好有校工陈福给他买“条头糕、强盗牌香烟”，鲁迅才得以安心备课，并因此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授课效果，连别班的学生也想来听他讲课，问他要讲义。
学生喜欢这位能用精美的古文来翻译动植物讲义的老师，初为人师的鲁迅也尽量满足学生的要求。有学生随意提出要在生理课上讲“生殖系统”，鲁迅也答应了，哪怕这样做在当时会引起巨大争议。
一次上化学课，鲁迅准备好了要演示氢气燃烧的实验，但他忘记了带火柴，便回去取。他叮嘱学生千万别打开装了氢气的瓶子，倘若空气进去了，一旦加热就会爆炸。
可是，等他回来，点好火柴，便发生了爆炸。鲁迅的双手、衣服以及点名册上到处都是鲜血。定神之后，鲁迅注意到，前面的两个座位原来是坐了学生的，但现在空了，想必就是他们打开了瓶子，然后跑到后面去坐了，以为这样能逃避责任。
鲁迅住在学校第一排房子的西首楼上，房子位置很好，又宽敞，里面堆满了书籍和制作标本的工具。西楼住了好几位单身教师，他们一有空就喜欢到鲁迅屋子里玩，尤其是每周六中午，都要来聚餐。“鲁迅酒量不大，可是喜欢喝几杯。”原本泛黄的脸颊发红之际，鲁迅便开始发挥讲讽刺笑话的才能了。
夏丏尊追忆道：
鲁迅平时不大露笑容，他的笑必在诙谐的时候。他对于官吏，似乎特别憎恶，常模拟官场的习气，引人发笑。……他在学校里是一个幽默者。
中午聚会结束后，鲁迅常会邀上博物教师杨乃康或学生，有时也独行，去西湖的孤山一带采集植物标本。鲁迅确实喜欢探究大自然，并在积极准备写一本《西湖植物志》，以充实教学、愉悦自己。最终他虽未能完成这本著作，却使自己在两级师范度过了一段忙碌充实的业余生活。
在教育界腐朽势力面前取得第一次胜利
可惜，两级师范不是鲁迅及其朋友们开的，即使是他们开的，也难以长久保住这块乐园不受外界异己势力的干扰，而且当局时刻都想“整顿”传播新文化的两级师范。不到半年，校长沈钧儒去做省咨议局副议长了，省厅派夏震武继任。后者尚未到校便在琢磨怎么以“古礼”来收拾全体教师。
许、鲁等人接到夏震武的“手谕”后，非常气愤，因为“手谕”是叫许寿裳通知全体教师同夏震武一起去拜孔子。更让鲁迅等人气愤的是，按理说，新校长到校，应亲自来见全体教员，以增进了解，而夏震武却摆“官架子”，只叫了一名“工友”拿着他的“名片”到教师宿舍转一圈，丝毫没有把教师放在眼里。于是许寿裳、鲁迅等人商议，全体教师到会议室集中，要夏震武给一个说法。
夏震武来后，依旧“摆官架”，“打官腔”。愤怒至极的鲁迅及其他教师立即摆出要与夏震武一干到底的姿态，夏震武夺门而逃。此后，鲁迅、朱希祖等十几位“闹事”的教师意识到他们无法在学校待下去，便集体辞职。
学生群起上访，要求复课。浙江省教育厅一开始以为肯定能“帮助”夏震武把鲁迅等人收拾一番，但任凭省教育厅把谁搬出来施压，鲁迅等人都不会妥协。与此同时，学生又在不断地集体上访，甚至其他学校也加入声援。省政府一震怒，教育厅长自己的官位都将保不住，无以收拾局面的省教育厅只好将夏震武撤职。
这是鲁迅在教育界腐朽势力面前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许寿裳胜利之后立即辞职，其他人也散去，朱希祖去了嘉兴二中（再后来，朱希祖到了北京大学，做历史系主任）。鲁迅回了绍兴，临走前交代留守的杨姓同事，说新来的校长也不好弄。
回老家做“教务长”， 扫荡学堂陈规陋习
1910年，鲁迅回到家乡，并于当年秋天就任绍兴府中学堂教务长，兼教“博物”、“生物”的一部分功课。
绍兴府中学堂的教员与学生皆来自绍兴府所辖的山阴、会稽等八个县，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但怎奈当时绍兴的文化风气并不好，大部分教师与学生均不像鲁迅那样受过现代文化熏陶，即使他们因地缘关系抱成了一团，也是那种文化质量亟待提高的团体。
鲁迅一上任，便制定了严格的教学质量标准，因此学校时常发生学生“违规”事件。也正是在处理违规学生的过程中，鲁迅才觉察出了所在学校的特殊“校情”。每当他要开除某县学生的时候，便会有某县教员来求情。面对这种情况，鲁迅决定，一旦“首县”（即山阴、会稽两县）学生违纪，定然严惩，对于其他各县学生，能从轻发落的就从轻发落。
反正鲁迅从未打算一辈子只在一个地方干下去，也许正因为有这一点垫底，他可以集中精力对“首县”学生实施严格管理，而不管自己会得罪多少“首县要人”。说不定，这样反倒可以起到“擒贼先擒王”的效果，一举扫荡学堂的陈规陋习。鲁迅这样做，至少能让全体师生知道，他在管理上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
当年在绍兴府中学堂读书的胡愈之便说：
鲁迅先生在学校里，以严厉出名，学生没一个不怕他。他每晚到自修室巡查。学生们都知道他和同盟会及徐锡麟有关系……是革命党，因此对他起了敬意。
鲁迅在日本是接触过享誉国内的同盟会，是否与徐锡麟有交情，则不得而知，还有他是“革命党”的说法，或许这些都是学生内部流行的“谣传”。
鲁迅工作到第二学期，即1911年春，清政府便在绍兴加大了对“革命党”的镇压力度。绍兴府中学堂因为曾是徐锡麟工作过的地方，格外引起政府的“重视”。绍兴知府恰恰又是满洲人，他每来视察，都要盯住没有“辫子”的鲁迅看半天，同事们也因此纷纷避开鲁迅。
偶遇落魄范爱农，再度陷入寂寞
在那几个月里，鲁迅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他在绍兴府中学堂的主要职责显然是小心保住性命，至于教务管理，“混”过去就可以了。只是如此“行尸走肉”般地在学堂里混，不免会觉得无聊。
为增加点生活的趣味，鲁迅接触了当地的一个革命文人社团，名“越社”。鲁迅赞成他们的反清纲领，便去了。但去了之后，鲁迅感到更加无聊，因为里面尽是迂腐软弱的“才子气”，毫无强劲有力的革命思想与行动可言。
真正让鲁迅近乎枯死的心灵有所触动的事情乃是：1911年春末，鲁迅在街上遇见了在东京时的故友范爱农。鲁迅怎么也想不到，这位当年讨论时常与鲁迅“作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现在竟是满头白发，衣衫褴褛，近乎乞丐。
范爱农对鲁迅说，他回到故乡后，由于没有关系，受尽排斥，城里无容身之地，只能躲到乡下教书，靠喝闷酒打发时日。鲁迅想起自己回国后，家乡的风气与当权者同样不容于他，从事文艺、著书译书的计划更是无一不落空，即使现在想干点教育事业，也是空有一腔热血。鲁迅因此非常同情范爱农，常邀他一起饮酒，醉后发一通牢骚。
鲁迅的心情再度像两年多以前离开东京时那般寂寞。
他想做一位好校长，但地方政局的腐败以及学生的不争气很快就把他的教育家梦想给粉碎了，唯一值得欣慰的事情也许就是借手中的“权力”，让同病相怜的范爱农也做了一回教务长。
在鲁迅近乎绝望的时候，许寿裳去信，叫鲁迅赶快去南京。鲁迅走后，范爱农又没有了关系，他希望鲁迅能在北京为他谋一职位。鲁迅也很想，却苦于没有机会。几个月后，鲁迅听到，范爱农酒后，掉到河里淹死了，鲁迅疑心他是“自杀”，因为范爱农是浮水好手。无论怎样，范爱农彻底解脱了。
在“乌烟瘴气”的北京教育部“做官”
许寿裳此次是叫鲁迅来新成立的教育部“做官”，他在接到鲁迅的求助信后，设法向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了鲁迅。如夏丏尊所言，鲁迅一贯憎恶官场，但没想到自己也要去做官了（而且是教育部的“京官”），实在是生计所迫。那一年是1912年，鲁迅32岁，依然是“一事无成”。
在鲁迅看来，和当初来南京求学时的黑暗状况相比，南京目前确实“光明得多”，四处都是“辛亥革命”带来的一些新气象，但他哪里知道，新组建的国民政府其实一点实力都没有。果然国民政府不久就被真正有实力的袁世凯夺走了，“一切又照旧”。
政治权力斗争暂停后，鲁迅继续留在了教育部。鲁迅所在的部门是负责社会教育，为报答教育总长蔡元培的赏识与栽培，起初几个月，鲁迅用力做了三桩事情：一是推动各省的革命政策宣传，二是四处搜求各种图书，组建“规模宏大”的“中央图书馆”，三是筹划《文教》杂志。此外，他还参与筹备全国教育大会。
1912年5月，教育部迁往北京，鲁迅住进了宣武门外南半街胡同的藤花馆。蔡元培得知鲁迅对美学、美术素有研究，便让他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负责推进全国的文化美术事业。
鲁迅记得，报到那天，看见教育部大门口挂了“五六块牌子”，一进门，巡警就给他来一个“举手立正的敬礼”，不禁感叹：“可见做官要做得较大。”进门后，鲁迅继续朝东北方向走，位于东北区域的第一排房子即是社会教育司的办公场所。鲁迅走进去，只见一派浓郁的旧式“衙门景象”：
有下棋的，有品茶的，有抽水烟的，有的默声念佛，更有的扯着嗓子唱开了京戏，而最让鲁迅看不惯的是他们会用尘拂“啪啪啪”有节奏地大弹身上的灰土，真是乌烟瘴气。
显然，大家都是在混日子，根本没有做事的心思。鲁迅有心思要认真做点事，然而袁世凯等人只忙于争权夺利，哪有心思发展事业？连蔡元培总长许多想做的事都没法做成，而鲁迅只是小小的社教司科长，手下又是一帮“乌烟瘴气”的科员，能干成什么事情？
彼时教育部的薪水极高，刚开始时，鲁迅每月可以领到220元（1元相当于现在的80到100元），后来涨到每月三四百元。固然接济家人、买书等花费甚巨，但积攒下去总还是可以在北京买房，将一群经济上需要他负责的家人接过来。就这一点，职位便值得保住。
再者，许寿裳那时候也在呢！“白天同桌办公，晚上联床共话，闲暇同访图书馆”，虽说干不出什么“社会教育”事业来，却也自得其乐。
执教美术，蔡元培辞职那天，与许寿裳喝得“甚醉”
转眼到了暑期，为提高教师专业素养，实施重视美育的课程改革，蔡元培决定举办“夏期讲习会”，请中外著名学者向教师讲授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及佛教等20多种科目，鲁迅承担的是“美术讲习会”。他非常重视，特意撰写了一本讲义。第一次听讲的三十几人中，中途退场的有五六个人，到第三次，居然全体告假不来了。
原来那时大家都传言蔡元培要辞职，既然如此，就不必来听了。
蔡元培的“美育”计划被“临时教育会议”取消了，蔡元培终于愤怒辞职，那天是1912年7月14日。下午，得知消息的鲁迅邀上许寿裳，去了广和居，喝得“甚醉”。
第二天，继任的教育总长是鲁迅看不上的范源濂。可以想象，鲁迅的心情会怎样。而更让他郁闷的是，7月17日，他还得继续登上“美术讲习会”的讲台。“美术讲习会”上午9点开始，只来了一位听众。但鲁迅照讲不误，其言词一定因为近几天的心情而变得格外让人感动，讲着讲着，又有十来位教师学员走进了教室。
7月21日，鲁迅等人设宴为蔡元培饯行。又过两天，鲁迅收到了暑期讲习会车马费10元，鲁迅的暑期教师培训工作到此终于结束。只可惜，鲁迅的讲义没能保存下来，不然，定可以让人从中看到鲁迅更多的心迹。
自此以后，鲁迅的心灵变得越来越“消沉”，当初“做官”时有过的理想皆已被残酷的现实摧毁。工作对于他来说，不过是在“混薪水”，履行上边布置的“公事”而已。这些“公事”曾被鲁迅戏称为“做官功课表”，其内容由以下诸项构成：
1.阅读公文；2.开会；3.办会；4.外出调研；5.部门交涉；6.应酬与仪式；7.其他领导交办之事。
熬到1918年，鲁迅更是觉得百无聊赖。鲁迅很怀念与许寿裳同在教育部“做官”的日子，但现在连与友人共事的快乐都没有了，因此他写信给早已他就的许寿裳说：
一别忽已过年，当枯坐牙门中时，怀想弥苦。
和以往在绍兴时的排解办法一样，鲁迅只得继续埋头“搜旧书”，为他的小说史、文学史研究做积累。
1919年8月，为将母亲、兄弟三人及其家眷接到北京，鲁迅一共花了3675元，将八道湾11号一套“三进的大院子”买了下来。之后，又花了315元装修，终于有了生平的第一套房产。是年，鲁迅38岁。
除买房外，鲁迅在“五四”前后做过的大事还有一件特别值得一提，即鲁迅与《新青年》杂志的交往。1917年8月，鲁迅在东京随章太炎读国学时的同门钱玄同突然来访，希望鲁迅能为他们的杂志写点文字。那时的《新青年》确实尴尬，整天喊“文学革命”，却做不出一篇像样的“白话小说”来。钱玄同心里非常着急，而鲁迅也一直犹豫写还是不写：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沉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进入死灭，却也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醒了少数的几个人，让他们承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这是说没有写的理由，但鲁迅转念一想：
既然有了几个人起来，你也就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又过了几个月，即1918年5月，《新青年》突然刊出了一篇署名“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赤手空拳的《新青年》终于有了真正猛烈的“火药”。鲁迅也因此在一夜之间“爆得大名”。
远走厦大，尽是“无聊”的人与事
后来，鲁迅又到北京女师大兼职。在那里，鲁迅遇到了他的“害马”许广平。
女师大的校长是好友许寿裳。许寿裳堪称好校长，但他总是容易被流言击倒。社会传言说他的亲戚是理科主任，大部分经费都被理科占去了。其实彼时经费常被军阀挪用于战事，反倒是许寿裳在勉励维持。流言蜂起，他便辞职了。
继任者是女教育家杨荫榆，后者到来之后，频频与教员、学生发生激烈冲突，以致酿成著名的“女师大风潮”。至于起因，对立双方及各自同情者的说法可谓是“罗生门”，局外人根本无法弄清。但就鲁迅而言，这场风潮不仅使他加深了与许广平、许寿裳的感情，而且再次体会到了在 浙江两级师范时的胜利。
不过，总体来看，当时学界实力更强的似乎还是“反对派”那边。机智的鲁迅能取得暂时胜利，但改变不了京城学界的大局。因此和上次的胜利一样，鲁迅只得远走他乡。鲁迅若想离开北京，倒是给其他地方的大学聘得“名流”来提升地位提供了机会。
这机会被“梦想发达”的厦门大学得到了，因为“语丝派”同人林语堂在厦大做文科主任，他向鲁迅发出了邀请。鲁迅于1926年8月携许广平朝厦门奔去。14年教育部“做官”的日子也因此终结，当时鲁迅已是45岁的中年人了。
一路上，鲁迅并不知道，厦大校长林文庆之所以接受林语堂的推荐，是因为厦大刚闹学潮，一部分学生离校到上海组建了大夏大学，眼见厦大声誉日下，林文庆觉得，正好可以利用鲁迅这块牌子来吸引学生。
才几天工夫，鲁迅就发现，厦大办学没计划，经费缺，林语堂“也不大顺手”。而林文庆闻讯立即赶来，问鲁迅有无可以马上出版的著述，年底能拿出什么成就，加上他开口闭口都是《大学》、《中庸》，弄得鲁迅一见到他，只有厌恶。原本他与许广平定好了，分开安心做两年事再作打算，他准备在厦大好好写点中国文学史方面的著作。但校方并不会理解鲁迅的想法，更不要说给他创造好的条件。
校长行事是出于自己的考虑，其他留学欧美及胡适派的教员亦是如此。或许在他们看来，自己在厦大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但鲁迅看见他们做的事情之后，只觉得无聊，以至厦大在鲁迅心中很快就成了一所“无聊”的大学。
例如，学生指导长林玉霖在一次“恳亲会”上说：“学校像一个大家庭，……不要忘了父亲般的林校长的恩。”鲁迅一听，立刻觉得恶心，根本不会去考虑发言者也许是在吐露真心，或者职务所限不得不说。
再比如，学校有一次请来了马寅初，为此，全校“列队欢迎，大摆宴席”。因马寅初是“北大人”，校长还发函叫“北大同人”鲁迅及沈兼士去陪。鲁迅收到公函后，除了非常愤怒与拒绝外，没有其他反应，只在公函上写了个“知”字，意为“不去可知矣”。
在那段日子里，北京学界常领不到薪水，政局又动荡，学人纷纷南下寻找出路，托熟人介绍乃是人之常情。况且许寿裳也在叮嘱鲁迅设法为他在南方谋职，鲁迅自己何尝不想让朋友来厦大，只是没办法在厦大安排。
夜里，鲁迅常独自站在“很大的洋楼”上，望着海边乱山中的坟冢和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听自己的心音”。
当然，高兴的事情也是有的。比如，和尊孔的校长“作对”，在学校做演讲时劝青年“少读中国古董书”、“做好事之徒”。再比如，一个人在海边散步，写信向许广平倾诉，与那些崇拜他的有志学子一起探讨文学以及国事人生，但这些零星的高兴事并不能消解厦大在他心中的丑陋印象，更无法改善他与厦大各类教员的疏离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寂寞。
怒辞“中大”教授，彻底离开教育界
终于鲁迅很快又走了，临走前也不忘嘲讽一下校长林文庆，弄得林文庆以为鲁迅来厦大其实是来捣乱的，而其他教员则风传鲁迅辞职是因为被胡适派的人挤走的，或是为了与许广平团聚。彼时的厦大真是复杂零乱，不过那些崇拜鲁迅的学生却真是单纯透明，他们只想留住鲁迅，为此再次闹起学潮，愿望落空后有的竟退学跟鲁迅一起走了。
其实，1926年10月鲁迅就曾接到中山大学的邀请。那时中大新近组建，鲁迅以为是要他去“议定学制”，很想去看看，但因为来厦大才一个月，不便请假。一个月后，中大寄来了聘书。鲁迅想接受，一来离许广平近，二来厦大不值得久留，但他知道中大肯定有胡适派的人在，担心情形会像在北京时那样，非常犹豫。
忍到学期末，终于豁出去接受了中大的聘请，去做校中唯一的“正教授”，兼文学系与教务处主任。听到此消息，中大“全体学生如同听到北伐军克复武昌一样的高兴”。鲁迅就职后，设法为许广平谋得了“助教”位置。不久，许寿裳也来了，三人一起住在校外的白云楼，总算消解了一些长期以来没能为好友谋职的歉疚。
然而鲁迅毕竟仍要与胡适派的人打交道。文学院院长傅斯年准备让顾颉刚来中大，他知道此事不能不事先与鲁迅沟通，便登门拜访。鲁迅一听到傅斯年问他顾颉刚可否来中大任教，以为此举又是与他作对，顿时火冒三丈，说顾颉刚来，他立马走人，态度可谓坚决。此后虽经多方调解，并安排顾颉刚到上海去搜集民俗资料，避免与鲁迅共事，仍不能让鲁迅留下来。
来中大三个月后，鲁迅辞职了。之前，他曾在大礼堂对中大学子说：“我的‘战士’便做定了。”只是，他无法在中大做“战士”。
对鲁迅的一生来说，此次辞职的意义非常重大。如林辰先生所言，经历这场辞职风波之后，鲁迅“下决心不再教书了”，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为‘生活’和‘地位’而‘多所顾虑’了”。
之后，鲁迅与许广平去了上海，以自由作家的身份与黑暗现实作斗争，直到去世。
从1909年9月任教于浙江两级师范，到1927年4月辞去中山大学职务，鲁迅一共在民国教育界挣扎了18年。18年来，鲁迅到底在追求什么呢？“立人”、“启蒙大众”、“改造国民性”，或许被迫进入教育界的他更是不断地想在其中寻找一处能让自己觉得温暖的地方。
可以说，他的漫长寻找是失败的。
有人说他咎由自取，因为不是有很多人在民国时期的教育界活得异常滋润吗？但即便是咎由自取，他的失败经验也仍然能够激起后人的思考：
如果要使鲁迅式的教师在教育界可以找到一处温暖的地方，该有多少事情需要做？除非中国教育真的根本不需要教师具有鲁迅式的心灵，与此同时，教师也决不可能会有鲁迅式的心灵，这种思考才会消亡得一干二净。
摘自《大师的教书生活》 周勇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