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第一次将“四书”作为本科生的必修课，请进了课堂。

　　此事在网上引发了争议，相当多的人反对。“四书”到底该不该进课堂，对此我想先提个问题：如果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进了清华的课堂，会不会引发争议呢？我想是不会的。舆论可能会一面倒地赞成，更可能根本没媒体关注。

　　我完全能理解“四书”进课堂的反对者们。因为“四书”及其所代表的儒家，与中国漫长的专制史如此紧密相连，背后有着一部血泪斑斑的禁锢思想之学术史。一提起“四书”，那个专制的魔影似乎就尾随而至了。好不容易，在近代以后我们摆脱了那种控制，为什么我们现在又要把这头妖兽请回来呢？另外，有些人可能还会对清华此举，作出很多丰富背景的想像来。

　　但是，儒学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思想，毕竟在中国社会统治了两千多年，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及人们日常伦理的方方面面，影响之大可能超乎我们许多人的想像，事实上我们绝大多数人的行事都受到了它的支配，只是常常不自觉罢了。我们真要想了解中国社会及中国人，是不能对儒学一无所知的。日本人“脱亚入欧”搞了那么多年，终究也还是东方人。事实上，历史上由本民族内部发起的改革，还从来没有过本民族文化被消灭的先例。最好的结果自然是融合，而融合的前提是了解。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对中国的专制史，儒学的确负有责任，但儒学也是被独裁者当作一顶工具在使用。孔子开创儒学是春秋百家争鸣的年代，也是学术自由下的产物。后来是“罢黯百家，独尊儒术”及八股取士只考四书，在权力的操作下，形成了思想专制。

　　所以我以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四书”是否进课堂，而在于卢梭是否能与孔子坐在同一间教室里，并受到公平的对待。如果能，那“四书”进课堂就没什么可指责的。各种学术思想之间自由争鸣，赢取听众，学生们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而中学与西学之间互相砥砺，也可以共同成长，生发新见。隋唐时，佛学的西来曾经造就了学术繁荣。明朝中叶以后，不少饱学大儒对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带来的逻辑学等也很感兴趣。

　　自近代以来，中国衰弱，屡受外侮。悲情之下，造成了国人过于激烈的思维习惯。其中一种对西人不分青红皂白的恶意揣度，所谓“洋鬼子都不是好东西”，这在如今是饱受批判了。但另一种则不大受到注意，即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过度上纲上线，所谓“传统都不是好东西”，看到一本线装书，就能立马联想出帝国复辟来。中国发展到今天，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已经基本过去，现在我们应该能有更多的平常心，对待洋人的评论该如此，对待传统文化的承继与变革也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