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韩国人，出身于贵族世家，是韩国的公子，约生于公元前280年(周报王三十五年)，卒于公元前233年(秦始皇十四年)［47岁］。他口吃，不善于说话，而善于著书。 

　　韩非与李斯同是荀卿的学生。他才学超人，李斯自以为不及他。韩非虽曾师事荀卿，可是他没有继承荀卿儒家的思想，而是“喜刑名法术之学”，并“归本于黄、老”，继承和发展法家的思想，成为战国末年法家集大成者。

　　在战国七雄中，韩国是最弱的一个国家，韩非眼看韩国日趋衰弱，多次上书向韩王进谏，希望韩王安能变法图强，但都未被采用。他从“观往者得失之变”之中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著作。这些著作流传到了秦国，秦始皇读了他的《孤愤》、《五蠹》，大为赞赏，发出了“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由此可见秦始皇对韩非的仰慕和推崇的高度了。秦始皇不知道这二篇是谁所作，问李斯，李斯告诉他，是韩非所著的书。为了能见到韩非，秦始皇急切地下令攻打韩国。韩王安起初不任用韩非，到了这样危急的时刻，于是派遣韩非出使秦国。秦始皇见了韩非，大为高兴，但未加以信任和重用。韩非曾上书劝秦始皇先伐赵缓伐韩，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贾的谗害，他们诋毁说；“韩非是韩国的公子，最终是为保存韩国着想，而不为秦国合并诸侯着想，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大王长期留着不用，以后还是要放他归国，这是自留祸患，不如用罪名把他杀掉。”  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引的阮孝绪《七录》(孙星衍《廉石居藏书记》以为是刘向《七录》之误。)也说“《韩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可见今本无残缺。王先慎《韩非子集解》所列佚文，大都见于五十五篇，乃王氏一时疏忽，误作佚文。这些佚文，也有见于他书的，则似类书删节改削或引他书而误题《韩子》而造成的。

　　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以为韩非著书三十余篇，号曰《韩子》，不知他何所据。孙星衍《廉石居藏书记》以为有两种可能：“《初见秦》诸篇由后人所续”；“唐本缺卷”。我认为还有第三种可能，“三”为“五”之形讹。这都是推测，无材料可以证实。又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有“《韩非子》十二卷，明正德间刻本。……严时泰序云：‘其书几十有二卷’，今此本正作十二卷，考卷十二为《外储说左》第三十三，尚缺二十二篇，八卷。严序不见有改窜痕迹，疑时泰所据为残本也。”如正德本所依据的祖本，即司马贞所说的三十余篇本，则此当为孙星衍说的“唐本缺卷”。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韩子》五十五篇，本之刘向据中秘之藏编录的《别录》，因此今五十五篇，当即刘向校定的篇数。但这五十五篇，是否都是韩非所作，学术界意见不一，有很多争议。特别是《初见秦》和《存韩》两篇，更是众说纷纭，梁启超、胡适、容肇祖、刘汝霖等以为不是韩非所作。邓思善、高亨、张心徵、陈奇猷等以为是韩非所作。没有定论。《韩非子》各篇的真伪，认为其中靠得住的韩非真作最少的是胡适和容肇祖，胡适以为“《韩非子》十分之中仅有一二分可靠，其余都是加入的。那可靠的诸篇如下；《显学》、《五蠹》、《定法》、《难势》、《诡使》、《六反》、《问辩》。(见《中国哲学史大纲》)容肇祖则认为：“确为非所作者，为《五爱》与《显学》，”思想与韩非合而又有旁证足证为韩非所作者《难》四篇、《孤愤》，　“从学说推证为非所作者，为《难势》、《问辩》、《诡使》、《六反》、《八说》、《忠孝》、《心度》、《定法》篇”(见《韩非子考证》)。

　　梁启雄和陈奇猷师则和胡、容相反，认为《韩非子》各篇大都是真的。梁以为见诸《史记》的十篇，当是韩非的真作。《解老》、《问田》可能有别人的著作展入。《十过》、《用人》、《安危》、《功名》、《忠孝》、《大体》、《守道》、《现行》、《制分》等九篇，思想文字都和其他各篇有所不同，是否伪作难以断定。其余三十四篇，大体都象韩非本人的作品。　(见《韩子浅解》)陈奇猷师则以为除《人主》与《制分》两篇，因文势与各篇不类，谅不出于韩非之手外，余均与韩非思想相合。(见《韩非子集释》) 对《韩非子》五十五篇真伪的辨别，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差别，是由于《韩非子》各篇真伪的考辨，现在还处于开始阶段，不同的看法还只是些没有经过严格考辨的意见，很担疏，没有展开充分的论证，不能使人信服。因此《韩非子》各篇的真伪，还需作大量深入艰苦的考辨工作，才能把它彻底考证清楚。

　　《韩非子》的注释，最早的是后魏刘{日丙}注(见《魏书·刘{日丙}传》)，已佚。混入正文的大字注，疑即刘{日丙}的注文。唐朝尹知章作的注(见《新唐书·艺文志》)，也已佚去。元何许《校韩子序》中所说的李瓒注，“汁尽为削去”，也已不存。但今《韩非子》中所存之小字注，可能出于李瓒。何汴自己则与许谦考雠，略加傍注。明万历年间门无子(明人凌赢初、赵世楷以为即陈深。则陈深序中所谓“姓俞”者之“俞”，当即“余”也。)作的《韩子迂评》，“取何氏注而折衷之”，则《迂评》中所存何汴傍注，也不完全是原文。至其评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大抵皆学究八比之门径，又出汴注之下”，没有什么价值，凌瀛初本对“何氏所载傍注，间有漏遗，窃不自量，从而折衷之”，可见凌本中的何氏傍注，也经过“折衷”而不完全是原文。王道棍本则采选了赵用贤、陈深、张榜、杨慎、孙扩、茅坤、刘辰翁、王维桢、陈仁锡、焦站诸家评语。清光绪中，王先慎以过去各本“其注不全备，五有舛误，近儒多所匡益。因旁采诸说，间附己见，为《韩非子集解》一书”。王先谦说此书“订补阔伪，推究义蕴，然后是书厘然可诵。”这标志着韩书的校注工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民国八年武昌铅印了尹桐阳的；《韩子新释》，l94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陈启天的《韩非子校释》。在王氏《集解》的基础上，陈奇猷师，以二十余年之力，作成《韩非子集释》一书。l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它不仅在冤辑和考订上比《集解》丰富和精确，就是校注方法也较《集解》提高了一步。在兔集：上，它收集了约九十家校注的丰富材料。在考订上，取舍谨严，几乎每条有自己的案语，这些案语不仅抉择别家的校注，而且有自己独到的精确见解。在方法上，他注意结合到韩非的思想体系来进行校注，突破了传统的考据方法。总之，《集释》是一部以考订见长，供专家研究韩非著作的专著，但仍有疏漏处，需作进一步的考订。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梁启雄的《韩子浅解》，是一部功力很深，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并有新见的新注，补《集释》之不足，有助于读者了解文义和韩非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