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文简称《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长袁贵仁提出了未来教育去行政化的思路，“我们想建立起一套新的，适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然后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的倾向。”

　　去行政化将给学校带来哪些影响？昨天，本报记者同部分代表、委员进行了访谈。

　　全国人大代表、

　　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史宁中：

　　不仅高校校长要去行政化，

　　中小学的校长也应去行政化

　　记者：《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逐步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你怎么看？

　　史宁中：我认为是应该的，现在很多地方，包括我们学校很多教授都愿意当干部，当干部一方面能够得到方便，还有就是社会上的看法，这个很重要，我赞成去掉行政化。

　　记者：有一种现象，高校处长权力比教授大，学术与行政能否分开？

　　史宁中：高校处长权力比教授大，因为涉及到资源的分配问题，如果这个处长也是教授的话，他在资源分配时可能会考虑到自己的学科，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成立教授委员会，我们成立了一系列委员会，由委员会投票来决定这个事情，而不是由一个行政部门来决定，委员会的主任都是学校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的教授。

　　记者：委员会作出的决策是不是最后的结果？

　　史宁中：为了控制委员会，校长有两个权力，第一个权力就是一票否决，重新讨论，第二个权力就是解散委员会。这两个权力是为了控制委员会的权力，但是两年多我没使用一次，我完全尊重委员会的意见。

　　这个委员会控制班子，所以班子的所有重大决策必须经过教授委员会同意，包括资金的使用、预算决算。然后班子根据这个制定政策来实施对教师的约束，这样形成一个三角的机构，就是教授委员会控制院级班子，院级班子控制教师，教师又来控制教授委员会，这样就摆脱了行政化。

　　记者：让教授来治学？

　　史宁中：对。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方面的大事是教授说得算，就是教授治学。过去都是教授治校，教授治校的效果并不好，我在4个国家教过书，我一直都是教授委员会的成员，他们讨论行政事务太琐碎是没有意思的，所以行政上的事务交给管理功能工作者。

　　记者：在谈到去行政化的话题时，全国政协委员顾也力说，行政级别导致部分校长“在位保乌纱，退位都是君子”。

　　史宁中：行政级别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好的地方，总理一再强调教育家办学，有了行政级别就会出现这样情况，就是为了安排干部，这是很严重的情况。所以我认为应该去行政化，就是说落实总理所说的教育家办学。不要更多地考虑官的事情，要更多地考虑教育的事情。我想这是教育界去行政化最核心的。

　　记者：在去行政化问题上，您还有什么样的建议？

　　史宁中：我认为，不仅高校校长要去行政化，中小学的校长也应去行政化。

　　全国人大代表、

　　省教育厅副厅长孙鹤娟：

　　我倡导：

　　校长要职业化

　　记者：对于去除高校行政化，您怎么看？

　　孙鹤娟：我只想说两点。

　　第一，我不想用“去行政化”这个词，因为我们的历史、国情、体制，“行政化”是很难去除掉的，另外我们的确还需要深层思考是不是一定要彻底“去”？所以我暂且这样表达，我赞成“要给予高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无论是高校自身，还是教育行政管理者都要处理好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这二元权利的关系问题”。

　　此外，我认为这不仅是高校权力的一种转型，它首先还是个权力观的问题。

　　我们的政府行政部门，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肯不肯放权于学校？哪些该放哪些不该放？对学校管或干预到什么程度？管什么不管什么？

　　我觉得，就行政部门而言，更应该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而不是管理职能，要从管理者的角色转变成领导者的角色。

　　从高校管理者的角度而言，也有一个权力重新定位的问题，把原来行政管理的思维转变成学术管理的思维。高校的管理当是学术人对学术事务的管理。

　　我倡导：做校长的要职业化，而做官员的要教育行政专业化。

　　全国政协委员、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

　　分房教授优先，

　　处长靠边站

　　记者：很多网友说，大学校长动不动副部级别，这样一来，校长就只想着升官，这个级别给您带来了什么？

　　顾秉林：它只给我带来了麻烦，没给我带来任何好处，对于清华大学来说，原来没有副部级，有了之后，大家反而作为饭后谈资。

　　但在清华大学，孩子们都认为我是个教授，是个院士，是个老师，没有人认为我是副部长。

　　记者：行政化到底要不要去？

　　顾秉林：有点一言难尽的感觉。首先，在学术活动当中，应该有教授能够治学育人。同时，大学也是一个机构，要有各种行政职员以及服务人员，这是一个大的比较复杂的行政体系。要恰当地把这两件事情平衡好。

　　最受尊敬的是教授，我们制定所有政策时，都以学术来衡量，而不是以官来衡量。比如教师住房分配，都是以学术地位来划线的，而不是行政级别。教授先来，处长靠边站。

　　记者：有人指出大学行政化，正是钱学森世纪之问的原因所在。

　　顾秉林：这值得我们高等教育认真考虑，但有的时候人们有一些误解，大师是跟大学培养有关系，但也不完全等同，大师实际上除了大学培养之外，还有在工作环境中的造就，光有培养，没有后来的科学技术环境造就的话也很难出现大师。

　　全国政协委员、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

　　解答钱学森之问

　　去行政化是关键

　　记者：您去年就曾提出去除高校行政化的问题，现在有变化吗？

　　朱清时：半年前我讲这个事的时候，很多人还认为不行，但现在《纲要》中有所体现，高校去行政化已经成为国家意志了。

　　在我看来，高校去行政化是中国教改最关键的部分。

　　我经常喜欢打一个比喻，大学就像一个剧团。以前梅兰芳唱京剧时，整个剧团都是围绕梅兰芳唱好戏来运作的，因此梅兰芳绝对是主导。这就形成了各有特色、百花齐放的氛围。后来，剧团都变成政府机构了，有了团长、副团长，分了行政级别，慢慢地就丧失活力了。大学也是一样。

　　记者：钱学森的“世纪之问”在全国范围引发大讨论，目前你是否看到了答案或者说希望？

　　朱清时：其实，我觉得解答钱老的“世纪之问”，关键也在于去行政化。如果中国的大学都这么行政化，就没有希望，学术在衰退，那还谈什么诺贝尔奖，还谈什么大师。

　　什么使学术衰退，是因为每个人都去追求行政权力去了，讨好行政权力去了，就没有人坐下来兢兢业业地做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