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当保姆又教书
有学生上学不方便，就住在学校。陈老师在教学之余又当起了“保姆”，照顾有困难的孩子们。
学校虽然只有两个班，但因为校舍是村委会搬迁后留下的房子，学校的硬件设施还算不错。四周的围墙将学校与外界隔开。二层小楼前面的空地就是同学们玩耍的操场，两间教室都在二楼。教室是办公室改成的，教室空间虽然不大，但房间数量却绰绰有余。
“鸭子2、耳朵3……” 10月21日下午1点，学前班的教室里传出稚嫩的跟读声。陈老师手拿一根竹子做的教棍，正指着黑板上的阿拉伯数字教同学们认。三遍过后，陈老师走下讲台，逐一检查学生是否能对应认识课本上的2和3，18个满脸稚气的孩子都认识了这两个数字。陈老师感到很满意。
陈家海说，只要是要求开的课，他都开。他这个校长、老师兼保姆，不仅能教语文、数学，还能上音乐、体育、思想品德、劳动课等。“我五音不全，不会唱歌，每次教孩子们之前，我都自己先跟着录音机学。”
课间休息，陈家海被孩子们簇拥着来
到操场。孩子们喜欢和他“卷白菜”。所谓“卷白菜”不是一种蔬菜，而是一种游戏的玩法。参加游戏的孩子手拉手站作一排，陈老师站在排头。开始游戏，孩子们把他当做白菜心，嘴里念着“白菜白菜，卷卷”，围绕着他一层一层绕，直到最后一个小朋友，一排人卷成一个大圈；然后又从最后卷上去的小朋友慢慢拉开，嘴里念着“白菜白菜，开开”，逐渐恢复原来的队形。
和学生相处的时间过得飞快。下午4点，是老坪子小学的放学时间。老师宣布放学后，两个班的孩子陆续走出教室。与城里小学不同，放学时分，学校大门口没有前来接孩子放学的家长。三三两两，30多个孩子在越走越远的嬉笑声中，消失在陈老师的视线里。
热闹的校园瞬间安静下来。但在二年级教室第二排的课桌上，还坐着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天气寒冷，脸颊显出两朵高原红。
没同学做伴了，小男孩从课桌里拿出10颗玉米粒，在课桌上做起加减法来。事实上，他已经能口算百位加减法，那10颗玉米更多是用来充当玩具。
见到有人要给他拍照，小男孩似乎有些害羞，把头低到课桌下，然后又抬起来。后来，他干脆跑到教室后面的课桌下玩起了捉迷藏。小孩活泼好动的天性很快显露出来。
这个小男孩名叫林恒，家住梨家村，距离老坪子小学有三四公里远，都是难走的山路。因为身体弱、缺钙，孩子放学时爬山路回家非常吃力。后来，他的父亲找到陈家海，希望能让孩子住校。
老坪子小学没有专门的学生宿舍，也没有食堂。林恒就和陈老师吃住在一起。早晨六七点天蒙蒙亮时，瞌睡轻的陈老师就醒过来了。他先起床，烧一壶开水。然后再叫林恒从暖和的被窝里爬出来，接着两人洗脸、吃早饭。之后，两个人一边在办公室里烤火，一边等候其他学生的到来。有时候，林恒也会赖在陈老师的宿舍里看电视，或独自在校园里玩耍。中午学校有免费午餐，一盒牛奶加一个面包；晚饭一般要安排在下午五六点。陈老师做饭时，林恒有时也会帮忙，到学校围墙角的小块菜地里摘个番茄或拔根葱。师生相处得其乐融融。
在陈家海教书的日子里，照顾学生对他来说并非新鲜事。一直以来，他的办公桌里都准备着一些治疗腹泻、感冒等小病的药。碰上哪个学生肚子疼、感冒，就给一颗。有时碰到学生病情突然加重，他就用背篓背着孩子，送他回家。
寒冷的冬天，不忍心看着家贫的学生受冻，陈家海也会给学生买棉衣。甚至，他还资助过一个父亲早逝的孩子。每月给200元，一直供到他不再上学。
白天，除了教学，和孩子们在一起说笑、做游戏，倒不觉得难熬；但夜幕降临后，孤独随之袭来。无数个夜晚，空荡荡的校园里只看得到陈家海自己的身影；独自坐在10余平方米的办公室备课、看书，他会走神，长时间望着漆黑的窗外发呆。
学生家长或村民不时会来邀请他，请他去家里吃饭。但他很少去，怕麻烦别人。有时，也有村民主动到学校来找他，跟他聊聊天。
辗转讲台37年
高中学历的陈家海曾是村里出名的高才生。从1976年起，他在多所乡村小学任教，尝尽酸甜苦辣。
其实，与孤独对抗并不算多么煎熬，陈家海还有着更辛苦的过去。
陈家海的出生地，在会泽县矿山镇九龙村委会双水沟村。他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弟弟、三个妹妹。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人口多就意味着日子清贫。为了上学，他每个月都要从家里背走几斤粮食，交到学校，然后可以在学校食堂吃上一半玉米、一半稻谷的两掺饭。
在家人的支持下，1976年陈家海高中毕业。在地处乌蒙山深处的会泽县，那时的高中毕业生可是少有的知识分子，非常金贵。他是双水沟村的第一个高中生，没有考试，他自然而然成了矿山镇木多多小学的一名民办教师。
当时的木多多小学也是一所单小，教室是村里的两间茅草房，有一至三年级3个教学班。他被安排教二年级的语文、数学。
入职没多久，他就发现下雨天茅屋教室总会漏雨。他找领导，提议翻新学校。得到支持后，他亲自和村民到10多公里外的另一个村寻找房梁。“4个人用肩膀扛回一根学校校舍用的大梁，肩膀肿了10多天。”
在木多多小学教出了成绩后，他被调到更偏远的小坪子单小支援。到任后，他在一户村民家中找了一块木板，自己动手钉做了架子，然后将木板支进一间土坯公房，开始给村里的20多个孩子上课。那时，他每个月有8元工资。没有电，每个月还得花8角钱买2斤煤油用作照明。
日子就这样坚持到1981年。土地改革到户，不能挣工分，没了大锅饭，村里的小孩大多被父母留在家里帮忙做农活。除了上课之外，陈家海又多了一项动员学生上学的工作。
“我们家几辈人不读书，还不是能吃饭。”这是他在劝说工作中听到最多的回答。遇到实在说不通的家长。他只好打感情牌。“我当老师也不容易，要不你们就算是帮我的忙，让孩子来上学……”这招还真管用，“我教了多年书，很多家长还是看得起我的。”
1986年，陈家海转为公办教师，工资涨至每月56元，工作地点也变动到拖翅村完小。他先是教一年级，后来学校领导说三年级成绩差，又让他教三年级。学校不仅通了电，村委会每月还给老师2吨煤炭取暖、做饭，“条件很好”。
但一年后，工作能力强的他又被调至卡布村的马落坡单小。那里是更加偏远的小山村。他去的时候，学校还有一位老师。但一个学期，那位老师患了精神疾病，他又成了学校唯一的老师。
陈家海至今记得，刚去没多久，布卡完小通知他去开会。开完会是上午10点多，他忙着往回赶，“准备上下午课”。但那天天气阴沉，雾特别大。10多公里的山路，他走到下午3点多还没看到学校。后来他听见狗吠声，循声找去，进了一户农家。“我跟他们说，我是新来的小学老师，迷路了。”后来在村民的带领下，他才回到学校。说起这些往事，他记忆犹新，嘴角始终挂着笑容。
在2006年调至老坪子小学之前，陈家海又先后在矿山镇的君龙小学、七一小学、河湾子小学等学校任教。“需要我去哪里教书，我就去哪里；走到哪个学校，哪个学校就是我的家，学生们就是我的孩子。”
退休了，也该歇歇了
由于身体不好，今年，陈家海向矿山镇中心学校提出了退休申请。令他欣慰的是，他有了接班的人。
一转眼，陈家海在老坪子小学度过了7年时光，在小学讲台上站到了第37个年头。回头看，这一路走来，除了成就，内心也有酸楚。
在小坪子单小教书时，他的工资已经涨至每月18元。但为了分担家里的负担，周末他还要去10多公里外的矿山背矿。“那时年轻，有的是力气。一天能挣三四十元。”当时有亲戚劝他别当老师了，他也有过放弃的念头。但那时，小坪子单小的另外一名老师因为超生被辞退。他成为学校唯一的老师。“我走了，孩子们怎么办？”
这种狠心一走了之的滋味他尝过。10多年前，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他申请调离跟他家隔牛栏江相望的河湾子小学。他走的那天，18个学生含着眼泪，拉着他不愿意放手。冷小虎、冷贵船……至今他仍记得那些学生的名字。他说，这是一种愧疚，也是一笔心债。
这是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唯一一次向上面提要求。矿山镇中心学校的唐校长表示，凭陈老师的教学能力和资历，确实有机会调到条件更好的学校，但他从没提过。
2012年，国家启动实施了农村中小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每天供给老坪子小学的牛奶、面包需要到3公里外的九龙小学去取。没有运输车辆，陈家海每个周末都要走3公里山路去背。一次背七八十斤，能吃一个星期。不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他都能准时把营养餐发给学生。
教书一辈子，他把教育事业总结为一个“善”字。他总是说，对工作要讲良心。老师对学生的爱护和付出，无法单纯用感情解释，更无法拿金钱来衡量。
2011年，陈家海55岁，到了退休年龄。有学生家长劝他，已教了大半辈子的书，该多为自己想想，享受一下晚年生活了。但他却说，两个儿子都已成家，常年外出打工。他在学校也是一种享受——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觉得很开心。
但是，由于身体原因，今年，他不得不向矿山镇中心学校提出了退休申请。除了多年的风湿病，他还被检查出患了肾结石、肺部结晶等病。他宿舍床头的一个纸袋里，放满了医院的检查各种单据和X光片，14吋电视机下面的抽屉里，堆满了每天要吃的药。
手里攥着这些病历，他在二楼窗户边唏嘘感叹：这一生，年轻时每天奔波于学校与家之间，一干就是大半辈子。如今，社会发展进步了，大学生已经有不少了。“也到了高中生退场的时候了。”
接到陈老师的退休申请后，矿山镇中心学校特地从其他学校挑了一个接班人——张文先。正牌师范院校毕业，20出头，留着短寸，喜欢打篮球、徒步，精力旺盛。
接到调令后，他从原来的学校带来满满两大纸箱书。和陈家海相比，他排遣孤独的方式很多。放学不想看书的时候，他会骑着摩托车到三公里外的九龙小学，找其他老师打篮球、打乒乓球或者聊聊天。在老坪子小学，他觉得条件“比想象中的要好一些”。他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肯定能接好这个班。
教了一辈子书，57岁的陈家海把教育事业总结为一个“善”字。他总是说，对工作要讲良心。老师对学生的爱护和付出，无法单纯用感情解释，更无法拿金钱来衡量。
都市时报 记者 朱勋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