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屈辱”感一直延续到他成年。打工时，他身份证上印的住址是“康复社”。当别人问起康复社是什么地方时，他就扯开话题，不敢和对方对视。

　　当他选择当代课老师后，家里没人劝阻他。即便妻子也没抱怨几句。妻子是同村麻风病人后代，不识字，结婚之前，她只走出过村子一次，为自己置办嫁妆。就那一次，她也被人称为“麻风病人”。事实上，早在1980年代中期，这里的人就经过治疗，疾病得以控制。

　   “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彭绍贵的妻子说。她眼中的丈夫是一个“见过世面、有学问”的人，他的选择“自然有道理”。

　　上课之余，彭绍贵种核桃树、茶树，以填补生活。妻子偶尔埋怨一句，他笑着说：“等树长大了，日子就会好过。”

　　作为麻风病人的后代，彭绍贵深知上学艰难。直到1992年，村子才有了第一所小学。长期以来，学生不被允许参加小升初考试。

　　这名小学老师没上过学，很小的时候，当民间医生的父亲逼着他认字。放牛时，他常用树枝在地上写字。

　　后来，他拜在村里一人门下学习。 他白天放牛，捡一些干柴，晚上带到老师家，算是学费。老师就在油灯下支起黑板讲课。

　　课本是托人辗转带进村子的。《语文》课本有12册，《算术》及《数学》课本只有7册。和他一起拜师的还有几名同伴，晚上他们总是点着油灯，一字一句轮流抄写课本。2000年1月1日，这个村子才通电。

　　现在完全不一样。两年前竣工的小学校舍，是一栋淡粉色的两层楼，有4个教室。楼前是一块水泥地。彭绍贵向人要了一根10多米长的竹子，等竹子干了，他计划竖起来当旗杆。

　　一个阳光和煦的上午，彭绍贵穿着一双满是灰尘的黑皮鞋走进教室。这节课是语文课。他要孩子们背诵课文。

　　两个孩子流利地背下来，他微笑着点头赞许。最后一个孩子背诵得有点磕磕巴巴，这名小学老师不再微笑，他站在讲桌前严肃地说：“好好读书，你们才能改变命运。”

　 “读书很辛苦，你们怕不怕？”

　 “不怕。”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谁怕谁呀。”他“嘿嘿”地笑了，孩子们也笑了。他走到孩子们跟前，把他们搂在一起。

　　彭绍贵当老师后的第一个任务，是想方设法让学生参加小升初考试。每到乡里一次，他就到教委反映一次。每次都是同样的答复：“等等吧。”

　　彭绍贵并不着急。长大后，每当别人说他是“麻风病人”，他默默脱下上衣和鞋，让对方指出他身上的麻风病。对方指不出，他就说：“以后不要叫我麻风病人。”慢慢地，他赢得别人的“平等”对待。

　　这一次，他想用学生的成绩，来换取“公平”。“只要学生成绩上去，一定能参加统考。”他说。

　　因此在课堂上，学生们经常能听到“你们能行”的话。彭绍贵还常跑到别的学校，拿考过的试卷，抄在黑板上，用统一的试卷要求学生。

　　一次，清华大学教授郑用熙及其夫人出现在大寨乡，“麻风病村”及彭绍贵的命运也因他们得以改变。1999年，郑用熙夫妇在当地建了“马海德希望小学”。

　　座谈会上，彭绍贵与郑用熙说了不到10句话，却成为挚友。此后他们再没见过面，一直书信往来。郑用熙夫妇的来信多达200多封，彭绍贵将其保存在一个黑匣子里。

　　次年，在郑用熙夫妇的努力下，村子里四年级以上的学生，留在希望小学读书。2003年，村子的学生，第一次参加统一的小升初考试。

　　也是在2003年，凤庆县教师进修学校同意录取彭绍贵。当年10月，彭绍贵第一次以学生的身份坐进教室。脱产读书两年后，他接过毕业证书，“呜呜”地哭了。

　   “我和别人没什么两样。我通过努力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彭绍贵带点磕巴说道。

　　每当他听到村里哪个人辍学，就跑去做工作。近几年，他常带着自己读大学的侄子，现身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