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壳学校

　　这些家庭的另一个选择是放弃常川学校。同样是陪读，有些家庭选择了城市。谢文所在的村子就有人把孩子送到城里的学校，举家进城打工。谢文说，当地农民家庭收入主要依靠种植土豆和玉米，所获不多，因而放弃的成本不高。

　　紧邻一条终年呼啸的高速公路，始于1924年的常川学校的读书声很容易就被人们甩在身后。近90年里她历经岁月和世事的洗礼，艰难地守护着当地的文脉。它的服务半径为22公里，连临近的榆中县甘草镇的部分学生也在这里就读。到如今，它是方圆20里地惟一的学校。过去8年间，同一个镇上的23所中小学里已有8所学校成了“空壳”。

　　谢文家附近的席滩小学眼看就要成为下一个“空壳”——目前全校只有两位老师和两名一年级的学生了。两个学生只是因为年幼或是家庭情况特殊才没有转到常川学校。谢文的子女在一年内已先后转学。

　　白喜彦证实，今年从席滩小学转来了十几名学生。他们预计，用不了两三年，那个从前的六年制完全小学就将消失。席滩的一位老师也转到了常川。

　　同样的命运会不会来到常川学校头上？校长和老师都感到了隐忧。

　  “我们老师危机感都比较强。”白喜彦说。他手里的学生名单按年级从高到低基本递减，九年级42人，八年级37人，七年级32人，六年级25人，五年级13人，四年级14人，三年级19人，二年级11人，一年级10人。

　　10多年前，常川学校有三四百名学生和十几位老师。今天，老师增加到了22位，学生却减少到202个。白喜彦任职的上一所学校景泉初中，由400多名学生降到了160人左右。他感到，这种减少是带着“加速度”的。

　　当年从常川学校毕业、迄今已在这里任教13年的三年级班主任许小红说，现在每个老师的课时比当年减少了很多。

　　她说，有时一名初中学生升入高中，那么这名学生的低年级弟弟妹妹也有可能会跟着转走——望子成龙的父母会选择进城陪大孩子读书，小一些的孩子自然也被带走。

　　与之相反，许小红老师的儿子在城里上小学，所在的班级已经扩大到了80人。

　　分管全镇所有中小学的巉口学区校长刘成祥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生源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其次是人们“对城区学校优质资源的选择”。为了缓解这一压力，政府计划逐步在城区兴建一些新学校，今年就有一所新的中学开始招生。

　　在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减少是大势所趋。

　　教育部每年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全国共有小学24.12万所，招生1736.80万，在校生9926.37万。共有初中学校5.41万所，招生1634.73万，在校生5066.80万。

　　与“天津师范大学希望学校”招牌在常川村挂起的2000年相比，全国小学生减少了3000多万，超过56%的小学消失。2000年，全国共有小学55.36万所，招生1946.47万，在校生13013.25万，初中学校6.39万所，招生2295.57万，在校生6256.29万。

　　在多数年度公报中，教育部将其解释为“由于学校布局调整和学龄人口的逐渐减少”。

　　对于农村学校来说，生源的下滑还有另一个原因：2010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1167.17万，比上年增加170.07万。

　　刘成祥记得，2005年，巉口镇23所学校中，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约有4800人，今天仍是23所学校，学生却只有1400多人。

　   “因为生源问题，我们乡镇已经有8所学校是空壳。”刘成祥说，空壳学校的校舍还在，一些较大的学校，还安排有老师留守，负责校舍安全。如果又有一些孩子需要就近入学，这些学校可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