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他习惯了寂寞，妻子也习惯了他的“不负责任”

    “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我拿了国家的工资，就得尽到自己的义务。”

       肖大伦一直住在学校，但在100多公里外的重庆主城区，他有一个温馨的家。但自从结婚后，他一直和妻子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已整整28年。

       肖大伦是当地人，1975年起在邻近的垭口村小当老师时，认识了来自重庆主城的知青彭小玲。二人相爱了，1981年，回城后的彭小玲和他组成了家庭。

       1982年，彭小玲给丈夫在主城联系了一个好单位，可他拒绝了：“我离不开生我养我的土地。”

       1983年，彭小玲当施工员的父亲让女婿跟他学当施工员，肖大伦没听岳父的话：“我喜欢当老师。”

       1992年，彭小玲硬生生将丈夫拉进歇台子小学，上了一节公开课，校长很满意，决定接收他。可当天下午填表时，他就瞒着妻子悄悄溜回綦江，彭小玲气得差点晕倒。

   “主城条件是好些，工资也高很多，可主城已经有那么多好老师，不缺我一个，山村的孩子更需要我。和他们比起来，城里的孩子已很幸福，我儿子已很幸福。”

        1995年，大坪小学也邀肖大伦去，他拒绝了。

         ……

        就这样，傻傻的肖大伦放弃了一次又一次机会，留在綦江，留在木瓜村小。

     “除了放假，我一个月才回去一次，没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肖大伦低下头，眼里有了泪水。

       儿子上小学时，被围墙砸破头，那时通讯不发达，彭小玲好不容易找人带信给丈夫，可肖大伦依然等到周末才回家。“看到病床上的儿子，他哭了，可转个背，他又走了。”彭小玲气得大骂他没心没肺。可每次骂过之后，她又选择了理解与支持，她早已习惯了丈夫这样的“不负责任”。

       木瓜村小建于上世纪70年代，坐落在一个小山头上，最近的农舍，都在山脚。放学后，破败的校舍如同一座阴森的古堡，没一丝生气。

       肖大伦的寝室在楼上，穿过没有路灯的走廊，在两排废弃的教室中间。一个电饭锅，是他唯一的做饭做菜工具。

       从2002年起，住在学校的老师，就只剩他一个。白天，他是老师，放学后，学校空荡荡的，他是孤独的守夜人。

        因没安装闭路，肖大伦也就没有电视，整个学校唯一能发声音的，是一台老式收音机，接收信号不好。放学后，孤独的肖大伦就一直让收音机开着，不敢关掉，尽管里面传出的噪音比主持人的声音还响。

       肖大伦记得，1992年刚到木瓜村小时，教室周围根本没树，可现在，窗外茂盛的泡桐树已比两层楼的校舍还高。夏天，常常能看到蛇盘在树枝上打秋千。

       夜晚最难熬，肖大伦就尽量将课留到晚上备，找点事做。实在寂寞了，就给妻子打电话，或听着窗外的虫叫，望着窗外的树林发呆。

       从教34年来，肖大伦教过的学生数以千计，他们有的完成了大学学业，有的发了财，有的有了自己的孩子，但“习惯”了寂寞和病痛的肖大伦依旧在这偏远的村小，孤独地坚守着。

        结婚28年，一万多个想家的日夜，肖大伦说不清自己是怎么过来的，他只说：“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我拿了国家的工资，就得尽到自己的义务。” (记者 周立 文    记者 周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