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资怪圈如何破解？
　　随着物价逐年上涨，办园成本增加，如果需要压缩开支，民办园经营者首先想到的就是降低教师待遇。如此一来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偏低的收入，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社会地位又不高，这一切导致幼儿教师职业缺乏吸引力。
　　小胡是毕业于北师大幼教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到北京一家知名民办园任教，但她只干了三年，“原因很简单，收入太低了”。如今，她从事保险推销，“现在我每年收入几十万元，而在幼儿园当老师，想达到这样的水平是不可能的。”
　　在北京，刚毕业的民办幼儿教师月薪基本在2500—3000元，较为资深的教师能达到3500—6000元。待遇低下直接导致民办园幼儿教师流动频繁，“但凡有别的出路，教师干几年就会转行。”小胡说。
　　这在全国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据湖北某县教育局一位负责人介绍，当地刚入行的幼儿教师月薪800多元，拥有三到五年工作经验的教师月薪在1200元左右，月薪2000多元的在当地已经算是“高薪”。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无论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大城市，还是农村偏远地区，民办幼儿教师的收入整体偏低，“在当地基本都属于中等偏下水平”。
　　提高幼儿教师待遇的呼声由来已久，但幼儿园也有自己的压力。民办幼儿园有两大主要成本：教职工工资和房租，其中教职工工资经常能占到成本的一半以上。北京市一所民办幼儿园的园长告诉记者，自己幼儿园的教师平均月薪不到4000元，但人力成本已经超过全部成本的50%。“此外，我们还要为教师缴纳五险一金，要为外地教师提供吃住，经营压力很大。”
　　要提高公办园教师的薪酬和福利待遇，意味着政府要增加一笔不小的财政开支。而民办园的唯一途径就是大幅度提高保教费，但这会招致家长抵制甚至生源流失。而随着物价逐年上涨，办园成本增加，如果需要压缩开支，民办园经营者首先想到的就是降低教师待遇。如此一来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2002年颁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学校的教师、受教育者与公办学校的教师、受教育者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但实际上，民办园教师的待遇与公办园相比仍然差距明显。在岗时拿着同样工资的民办、公办幼儿园教师，退休以后的收入相差很大。“偏低的收入，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社会地位又不高，这一切导致幼儿教师职业缺乏吸引力。”一位业内人士说。
　　幼儿园短缺的不仅是教师。《幼儿园工作规程》中规定，幼儿园按照编制标准设园长、副园长、教师、保育员、医务人员、事务人员、炊事员和其他工作人员。2012年5月，当时的卫生部发布的《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中规定，托儿所幼儿园要根据预招收儿童的数量配备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保健人员。按照收托150名儿童至少设1名专职卫生保健人员的比例配备卫生保健人员，收托150名以下儿童的可配备兼职卫生保健人员。按照北京市幼儿园办园条件基本标准的规定，寄宿制幼儿园师生比是1∶3.5—1∶4，全日制幼儿园为1∶5.5—1∶6。幼儿园医务人员的配备，日托儿童100名以下，全托儿童50名以下设专职或兼职保健人员1名；日托儿童100—150名，全托儿童50—100名设专职儿童保健医1—2名；每增加100名儿童增设儿童保健医1名。
　　但这些规定在有的民办园没能得到落实。“由医生、护士转岗算好的，还有的是从事过药剂师等与医药沾边的工作，或者经过简单的医疗培训就上岗了。”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此外，办园者为了降低成本，也会控制人力使用。王惠告诉记者，她儿子所在的幼儿园每个班只有一名教师、一名保育员，幼儿园没有保健室和保健医，孩子平时的卫生保健工作都是由教师负责。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刘馨表示，国家对托儿所幼儿园的卫生保健工作有明确规定，对保健医的任职资格有严格的准入制度，幼儿园在申请成立时就要达到相关标准。但是在有的民办园尤其是“黑园”，由于根本没有合法办园资质并缺乏监管，保健医的配备情况非常不乐观，由此也埋下了安全卫生问题的隐患。
　　“幼儿园的首要工作是保证孩子身心健康，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到启发智力、培养习惯等。”刘馨表示，无论是何种幼儿园，这都是必须承担的责任。
　　能否实现投资与管理分离？
　　出资人的多元化给民办园市场带来活力的同时，也滋生了很多问题。出资人看重的是经营，园长追求的是教育管理，这是一对矛盾。
　　对于民办园的发展，国家一直给予积极的鼓励政策。1992年公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十年规划》提出：学前教育以社会各界共同办学为主。2001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规定：学前教育以政府办园为骨干，积极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幼儿园。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规定：国家对民办教育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实施学前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自主开展教育活动。
　　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持续、鲜明、有力地鼓励和支持民办教育事业发展的大环境下，民办幼儿教育从法律上获得了快速发展的保障。
　　据了解，民办幼儿园在改革开放后开始出现，当时的出资人以个人、私营公司为主，创办者大多从事过教育工作，办园动机主要是出于自身兴趣。随着新一轮生育高峰的到来，最近几年间，民办幼儿园大量出现。较为稳定的回报、旺盛的市场需求，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本涌入。出资人的多元化给民办园市场带来活力的同时，也滋生了很多问题。“想捞钱、想出名的有，真心想为教育事业做贡献的也有。”一位业内人士说。
　　幼儿园的出资人主要有两类人。第一类是各地所谓的“大老板”，他们的办园目的较为复杂，但把幼儿园当生意来做的倾向明显，创办的通常是“高价园”。第二类人是以此作为谋生手段，创办的大多是中低档幼儿园。
　　第一类出资人通常并不直接管理幼儿园事务，而是聘任一位“业务园长”。因此，有的民办园的园长其实并不是幼儿园的实际持有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学前教育专题研究中心主任朱家雄表示，“民办园营利是天生的，出资人看重的是经营，园长追求的是教育管理，这是一对矛盾。”双方有时难免在办园理念上出现冲突。
　　天津市一家市级示范幼儿园的园长曾被聘请到一家民办园工作，结果不到3个月就主动辞职。因为她发现出资人以较低价格采购的玩教具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对孩子的健康存在潜在威胁。“安全对幼儿园来说绝对是第一位的，绝不能为了商业利益损害孩子的健康，作为幼儿园从业者，这是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她说。
　　朱家雄建议，应当对出资人的办园行为加强监管，“实现投资和管理分开，尽力避免投资者因为逐利动机而导致管理混乱和道德失范”。
　　在行业内，如果民办园不具备合法资质，就是“非法园”，俗称“黑园”。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或监管相对松散的地区，“黑园”不在少数。记者采访了河北、山西、湖北等地的几个区县，由于历史原因，有的区县的民办园比例高达90%以上，“黑园”超过半数。某县一位分管教育的副县长曾想依法取缔所有“黑园”，但后来不得不作罢。“取缔并不难，但几千个孩子怎么安置？让他们去哪？”
　　黄永军认为，当政府无力举办足量的幼儿园，同时社会力量也无力举办合乎标准的幼儿园，使社会入园需求不能完全满足的情况下，硬性关停“非法园”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建议，教育、卫生、工商、消防等政府部门之间应协同配合，加强对“非法园”的监管、引导，努力促进其进入合法办园的轨道，切不可形成对“非法园”的监管真空。
　　普惠园奖补力度仍有待加强？
　　当前国家及地方难以完全以公办园满足社会入园需求的形势下，对以社会力量举办民办园应持积极鼓励的政策。
　　在对民办园的监管方面，2004年，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对民办园的考核评价体系。2008年，又对评价体系进行了修订。今年北京市又委托北京教育评估院对民办园进行考核评估。
　　黄永军认为，无论是以何种方式举办的幼儿园，都应纳入政府监管的范畴。一方面要对缺乏办园经验或办园不够规范的幼儿园给予必要的监督指导；另一方面要对成熟、规范的幼儿园给予充分的办园自主权。“包括对那些民间有入园需求、同时又达不到办园标准的所谓‘非法园’，也要纳入政府监管范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地区已经对此进行了探索。比如，湖南省炎陵县教育部门将辖区内所有民办园都纳入了监管范畴。为了促进民办园发展，采取了公办、民办幼儿园一对一“结对子”帮扶模式，公办园在师资、教学等方面给民办园以帮助。在炎陵，民办园教师可以和公办园教师一样参加“国培计划”，培训经费由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承担。
　　黄永军认为，在当前国家及地方公办园难以完全满足社会入园需求的形势下，对以社会力量举办民办园应持积极鼓励的政策，“即使将来公办园的服务面越来越大，也应给优秀的民办园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民办教育促进法》中规定，国家对为发展民办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奖励和表彰。全国不少地方也都出台了对民办幼儿园的奖补措施，例如北京市目前对认定为普惠园的幼儿园给予每个孩子每年1000元的补贴。但在北京，民办园孩子每年的保教费动辄几万元，这样的补贴力度仍嫌不足。
　　近年来，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呼声不断。朱家雄认为，这是大家都希望实现的目标，但鉴于当前我国教育的整体发展状况和教育投入所限，短期内几乎不可能实现。
　　上海、山东、四川等多地都已出台政策，表示要加大普惠园的建设力度。但在有的业内人士看来，如果政府不给予充足的补贴，很难实现建设普惠园的既定目标。很多地方政府表示要对民办园“进行政策性倾斜”，但却没有明确的奖补标准。有民办园负责人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应进行精确核算，制定可行的投入比例，再细分相应的奖补标准，“比如普惠园收费多少才算普惠？政府补贴多少才能实现普惠？”
　　谈到民办幼儿园的发展远景，朱家雄认为，“政府应当集中精力做好托底工作，解决好中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入园问题，而让市场来满足富裕家庭的更高层次的需求”。(杨国营 本报记者 宋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