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日记

　　2010年春天,贵州大旱,连飞流直下的黄果树瀑布也瘦成了一条线。

　　黔西南山区向来缺水,山民平日吃水要到低地水池或河谷去取,甚至靠收集雨水。旱魔肆虐,山里一片焦渴,多亏政府组织从山外送水。然而,送水车只能沿公路进山,散落在深山的农户要翻山到公路边背水。那些父母外出打工的人家,三五十斤重的水壶,自然要扛在年龄最大的留守孩子肩上,比如当时只有11岁的小姑娘杨海叫。

　　那时,杨海叫就读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万峰湖镇毛草坪小学,81名学生中,父母双双在外打工的,就有35人。

　　和许多中西部贫困农村一样,夫妻打工,老人与孩子留守,在黔西南的偏僻山区是普遍现象。这里除了山还是山,更准确地说是除了石头还是石头,连树木都无立足之地。世世代代,山民们只能在石头缝里刨地种包谷糊口,遇自然灾害,连肚子都填不饱。改善生活,几乎只有外出打工一条路。

　　对杨海叫这样的留守儿童来说,坚强,不需要教育,劳动,仿佛天然习得。洗衣做饭、放牛背柴、照顾奶奶……就像顿顿吃包谷饭那样司空见惯。

　　在毛草坪小学,语文老师杨元松要求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写日记,记录生活,练习表达。孩子们在日记里录下的,多是喂小鸡、抓小猫、打篮球、下象棋等生活中的趣事。在他们的文字里,你很少读到抱怨,看到诉苦。

　　到了2010年春天,也许是春旱背水太苦了,很多孩子在日记里反反复复提起“想爸爸妈妈”。即使爸妈偶尔回来一趟,可“只要想到客车一来,爸爸就要离开我们,把好多事情扔给我们,也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回来,我就忍不住又哭了。”

　　杨元松老师把杨海叫家的困难报告了校长。校长刘波领着全校8位老师去帮杨海叫家送水。　　

　　可是,单单从孩子们的日记里就可以看出,需要帮助的,岂止杨海叫一家?杨元松决定把每个学生家里的情况都摸清。

　　他开始频繁的家访,每个月至少五次。翻过一座又一座没有路的山,看望散落在深山中留守的孩子们,和他们谈心。有那么几次,深夜十一二点他才踩上摩托,摸黑赶回四十里外的家。家里,自己的宝宝刚刚3岁。

　　早到的坚强

　　家访的结果让杨元松心悸。

　　杨海叫,自从父母到千里之外的广东东莞打工以后,她除了背水背柴,洗衣做饭,还要照顾多病的奶奶、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干旱时五十斤一壶的水,一口气要背几趟。

　　杨田国,父母在广东阳江打工,所有家务他全包,还要照顾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最小的妹妹才一岁,还不会走路,大妹妹三岁,还不会说话。

　　岳朝龙、岳朝虎,住在一座只有三户人家的险山上。兄弟俩早年丧父,妈妈前两年改嫁,两兄弟因为没钱,在学校从来不吃午饭。

　　……

　　家访让杨元松又想起了那次名为“我的愿望”的主题班会。老师让每个孩子都上台,讲自己有什么愿望,为什么有这个愿望。四年级学生廖宗财的愿望是希望爸爸妈妈回来跟自己吃饭。“没法问他为什么有这个愿望了,问下去,可能会伤害孩子……”说到这里,杨元松的声音低了许多。

　　事实上,孩子们的留守生活,杨元松批改日记时已知大概。然而,家访看到的一切,比日记里透出的更严酷。　　

　　尽管如此,留守孩子不论在日记里,还是在生活中,都表现得十分坚强。只是,面对十来岁孩子“早到”的坚强,杨元松也说不清是何种滋味——

　　杨海叫拿柴做饭时,一不留神让一根柴倒下来把脚打着了,但她在日记中说:“我没有哭,只是蹲下来咬牙顶着,一直挨了好长时间。”

　　岳朝虎为帮妈妈挣钱,放学就上山打猪草,晒干了拿到镇上去卖,妈妈知道后夸他“开始懂事了”。他赶紧写在日记里:“我高兴中又加高兴,为了‘你开始懂事了’这几个字,我一定会一直做下去。”

　　杨田国收到爸妈托人给他和弟弟带回的新鞋,欢天喜地:“我觉得我此时此刻好幸福,我也觉得应该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