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让更多人“看”

　　渐渐地,杨元松想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城里的孩子——看到,在贫瘠偏僻的贵州大山里,有这样一群孩子。

　　杨元松也是山里人,并没接触过城里的孩子,但电视、报纸等媒介给他的印象是,城里的孩子似乎养尊处优的比较多,“他们应该明白,有时撒娇是不应该的。”

　　可城里的孩子怎会到大山里来“看”呢?

　　杨元松突发奇想,决定把孩子们的日记收集起来。他精选了26个同学在2010年春天的日记,编排录入电脑,争取出版社支持出版成书。他觉得,这本“原生态”展现贫困山区留守儿童生活和愿望的书,应该是有价值的。

　　杨元松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校长。刘校长说好,但学校一学期机动经费只有一万元,是补助孩子们的,不可能资助出书。

　　杨元松让同学们再多写,说争取出书。可同学们不信。“我写得不好,怎么会有人看?”李红志同学跟杨老师说。

　　杨元松相信。查好地址,一放暑假,没再向校长求助,杨元松径直走出大山,去北京,找出版社。

　　老师的执着

　“我当时觉得,孩子们的日记,这么感人的东西,根本不需要多少口舌,稍微有一点社会责任感的人,看到这个东西,肯定都会受到触动。就算看重商机,它也是很好的。”

　　然而,到了北京,杨元松发现自己过于自信了。他跑了6家出版社和出版策划机构,无一接收。对方告诉他,除非自费,否则没戏。他打听了自费的花销,那是一个山村教师不可能承受的。

　　杨元松白天四处奔走,晚上蜷缩在农展馆南里附近的地下旅舍。他连路边的餐铺都不敢进,靠方便面充饥。四天之后,他决定打道回府,没有谁看他双手捧着递上的孩子们的日记,盘缠也快用光了。

　　失望和疲乏夹击,下午四点左右,坐上回贵阳的火车,杨元松就开始昏睡。饿醒了,再也咽不下方便面,他决定无论如何要吃米饭。到餐车里,他没有点菜,只吃米饭,一口气吃了九碗。

　“五块钱一碗,五九四十五,心疼死我了。”将近两年过去了,现在只要一看到米饭,杨元松还是会想起那九碗饭。　

　　从北京回来,杨元松又去找贵阳和昆明的4家出版社,答复同样是只能自费。

　“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书出出来,我答应孩子们了。”杨元松下定决心。

　　当时日记的小作者多数面临毕业,好几个孩子本不想继续念书了,要留在家里照顾弟妹,或跟着爸妈去打工,但因为杨老师说,他们写的东西已经马上就能出书了,所以一定要接着念书,将来没准成为作家呢。有了这个希望,杨元松教的六年级共21名同学,全部升入了初中,无一辍学。“这在我们这里,是很难得见到的事。”杨元松为此非常骄傲。

　　教小学语文已11年的杨元松,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有孩子辍学,那会让他想起当年的自己。

　　学生时代的杨元松成绩很好,只是家里孩子兄弟姐妹7人,生计艰难。念完初中,父亲无论如何不让他读高中了,说兄弟姐妹中谁都没念那么多书,不能单供他念,否则对其他孩子不公平。

　　老师们曾资助过杨元松,但终究杯水车薪。最后,他还是没能如愿进入高中,只上了个电大,毕业后跟哥哥做起生意。可他实在不喜欢,便去应考乡村教师。“我要让更多的孩子念书,当他们像我当年那样面临辍学的时候,我要最尽最大的努力,让他们留在学校!”

　　22岁那年,他如愿以偿成为山村教师。33岁的今天,他为孩子们出书的愿望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