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坚持

　　杨元松回校时已经开学了。他仍然鼓励孩子们写日记,仍然告诉孩子们书就要出版了。他在学校里组建“小作家俱乐部”,任何感兴趣的孩子都可以加入,一起写,一起交流。写得好的,他不光写“优”还要打“勾”,给全班甚至全校同学念,发一支笔奖励。

　　渐渐地,许多孩子自己爱上了写日记。

　　岳朝龙以前并不喜欢写日记,觉得“浪费笔”,他可是连鞋子都要省着穿呢。后来因为被老师表扬了几次,便写上瘾了,不仅会描写,还会抒情了。现在,他升入初中,语文成绩最好。

　　李红志因为作文得了“优”没被打“勾”,生了自己的气,“我发誓我的勾不满四十个,绝不会善罢甘休。我就不相信我是不优秀的,我以后一定要扎扎实实地练习!”

　　杨松因为写日记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兴奋得睡不着觉,深夜还不停笔。

　　杨海叫和杨敏这对好朋友,是写日记最多的。爸妈都外出打工,跟弟弟妹妹年龄都差距大,难以交流,这两个心思细密的小姑娘,便把日记当成倾诉心声的朋友——家务的繁重,平日里受的委屈,对爸妈的思念,都被她们记在日记里。

　　慧眼出现了

　　崔佳收到孩子们的日记书稿时,正在网上逛淘宝。

　　崔佳是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的策划编辑,稿子是一位同行传来的。

　　原来,杨元松喜欢读的一本书是《藏地密码》。苦寻出版社无果的这位乡村教师,有一天突想,不妨把书稿发给《藏地密码》的出版者,碰碰运气也行啊。他按《藏地密码》出版信息页里留的联系方式,把书稿电邮给了“北京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没想到,收到书稿的编辑很快就联系杨元松,说这个书稿很好有价值,但由于“读客”不做这类题材,他将书稿转发给了同行,即时代华语的崔佳。

　　翻看日记,“觉得挺好玩的,里面提到的小鸡小猫很有田园风情,还有放牛,就跟遛狗差不多吧,哈哈。”可看着看着,她把购物车里的订单取消了。

　“他们想吃包子都吃不到!包子怎么能吃不到呢?我越看越愧疚,我还在网上乱买个什么劲儿啊!”面对记者,这个80后湖南女孩不无夸张地一挥手。

　　她赶紧把稿子转给策划总监刘娟看。没想到从河北保定农村走出来的刘娟起初不以为意。“这有什么?我小时的生活虽然没这么苦,可也差不多啊。”

　　等崔佳怏怏离开后,刘娟突然想起,“我小时的生活”已经是近三十年前,穿越感顿时油然而生。

　“三十年前我们老家是这样,现在这里还是这样,如果我们不去关注,三十年后还会不会有地方依旧这样?”刘娟决定这本书要出,这件事得做。

　　他们开始和杨元松接洽,杨元松说这是自己和孩子们“几世修来的福分!”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总编辑助理王平也参与到这本书的策划团队中。他感到眼前亮了一下,但是很担心销路。近些年,在策划出版时,不少出版社和书商瞄准有消费能力的白领人群,把眼睛盯在名人名家和职场商场上,再加上其他一些复杂的原因,涉及社会话题的书越来越少见。王平很清楚,如果这本书砸手里,要靠玩命加班推几本畅销书才能“背回来”。可不,有同事就表示绝不会让自己的孩子看这本书:“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这么小,就了解到那些晦暗的东西。我要让他永远看到那些阳光的,才能始终乐观开朗。”

　　但刘娟和她的团队还是铁了心,决定和江苏文艺出版社通力合作,把这本书做出来。“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我想如果能更多地体验其他人的生活,感受别人的痛苦,可能对一个人的成长,是比较有意义的。而且,我们也想力所能及地帮书里的孩子们做点什么。”

　　放弃了《生长》《守望》《孤独生长》等几个朦胧诗意的书名,放弃在封底和腰封密布名人推荐,《中国留守儿童日记》终于在2012年初正式出版了。

　　让当初那些拒绝了这本书的出版社大跌眼镜的是,截至记者发稿时,该书策划方时代华语的媒介推广经理透露,销量已达十万册,登上《新京报》的畅销书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