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俩”

　　9：00，第一节课。

　　赵国清扯了扯挂在农具上锈迹斑斑的铃铛，原本还在教室外和小狗嬉闹的汪文强，噌地起身，飞快跑进了教室。

　　安排好三四岁的“小同学”观看儿歌视频，赵国清在嘈杂声中开始对汪文强单独授课。

　　他的普通话有些蹩脚，声母“z”和“j”不能清晰区分，在教生字“专”时，发音更类似于“娟”。

　　一条矮脚黄狗不知怎么闯进课堂，脖子上铃铛的叮当声，混在一老一少的读书声里。

　　课堂更像一个私塾，并没有太多规矩可言；与其说是师生，赵国清与汪文强更像是一对祖孙。

　　2012年9月，汪文强第一次见赵国清时，还在爷爷的背篓里。

　　当年的第一堂课并不成功，倔强瘦小又被娇惯的男孩不肯和生人接触。

　　接下来的一年里，汪文强都要求爷爷坐在教室里陪着一起上课，不然就哭闹不止。

　　赵国清决定改变之前对待其他学生的策略：他开始陪汪文强一起踢球，给他削铅笔，出门前给他整理好衣服。

 　 “温柔、极富耐心，难得有这样的老师。”村里人这样评价赵国清。

　  “我表现软弱些、细致些，是为了让他留下来。”赵国清说。

　　但有时师生也难免有摩擦，数学课就是例子。

　　写下49、56、87一串数字后，赵国清让汪文强到黑板前写下这些数字的读法。

 　 “我不够高！”汪文强用方言喊了一声后，赵国清给他挪过来一只板凳，让他站上去写。

　　四九、五六、八七。

　　赵国清蹙起了眉毛，看起来像是压抑着火气：“咋个读滴嘛？中间的十咧？不见了？”

　　汪文强低着头，不言语。下课后，孩子的不愉快忘得一干二净，又挤到赵国清身边。

　　汪文强的课只有语文和数学，下课间隙，11点40分，赵国清当起了伙夫：把屋里的电磁炉和碗筷搬到教室外面，开始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