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进城去圆梦
当2004年张才玲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她和家人极度喜悦。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大林县枕头窝堡村，张才玲是20年里的第二个大学生，全村人羡慕她———户口能去北京，成了“北京人”。
当然，没人会注意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北京户口，仅是寄宿学校的集体户口。但这里的村民都知道录取通知书带来的意义———村里的大学生从此将摆脱“农民”的标签，进城去。
“70后”王烨，对这种心情有着深刻的体会。1994年王烨考入中国海洋大学，原籍为江苏盐城某村，在他那个年代的奋斗史上，“农转非”是一个农村人成功的标志，“进城去”是村中有志青年的理想标杆。
但“农转非”并非轻而易举，横在眼前的是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农村籍和非农村籍的居民被区别对待。
1958年以前，中国没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人们可以自由迁徙。1958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毛泽东签署一号主席令，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较完善的户口管理制度。
但这个条例却是以法律的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也限制了城市间的人口流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法律高墙令农民难以逾越。
河北省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某乡镇干部苏建国回忆，那个年代“农转非”的热度今非昔比。在他14岁那年，本响应国家号召，随着其祖母回到农村。但回去没多久，他的父母就意识到“孩子户口怎么能回农村”，就托人找关系想方设法又把他的户口调回县城。
想到此，苏建国感慨：“如果当时回不到城里，我现在可能还在种地。”在他看来，一纸户口改变了他的命运。
苏建国说，在那个年代，农业户口相对非农户口的劣势在于：不能被安排工作，种地挣到的钱比城里人的工资低得多；单位招工几乎清一色地要求有非农户口；没有退休工资，只能靠子女养老；看病得自己花钱，不像城里人有单位报销；农村孩子受教育的条件太落后；农业户口当兵的条件比非农户口要苛刻；农业户口的小伙子找不到老婆，村里的姑娘都想嫁非农户口的人。
这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门槛，将非农户口催生成了香饽饽。苏建国回忆，当时若想转为非农户口，政策上只有三种途径：考学、当兵提干和城镇居民的自然减员。
成功通过“考学”摆脱“农民”身份的王烨显然要比张才玲要幸运得多，当时对大学生的就业制度还是“分配工作”。一出校门就是“干部身份”，“家里也高兴少交一个人的农业税，那时非农户口的待遇要好得多”。
2 回农村回不去
苏建国怎么也没想到，“进城去”的渴求在延续将近40年后，如今却180度大转弯———以前求他帮忙的是想转成非农户口的农村人，现在却是非农户口的人想要回农村。
农业户口成为了抢手货。苏建国觉得这主要得益于，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对“三农”发展的强力政策支持。
自2004年至今，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连续7年出台了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内容涉及惠农资金、农产品补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干部选拔、城镇化改革、农村教育、家电下乡等多领域、全方位的惠农政策指导。
“现在农村的优惠政策比之以前，变化非常大！”苏建国说，近年来体现在农民身上的变化是，凡有农业户口的村里人每年能分到几千元；符合年龄条件的村里人，自费1/3购买了养老保险，以后即可每月最低领到350元养老金，但非农户口的人要自己买养老保险；现在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疗保险由村里交，每年可报销不超过两万余元的住院费用；农村义务教育全部免费，且村委会还会每年用数十万元支持学校建设；垃圾费、治安费也不用农民负担……
除此之外，农村里分配的宅基地和土地是另一块诱人的蛋糕。苏建国分析：“他们(想户口返村的人)大多冲着土地而来。”
毕业于河北体育学院的农村大学生周长军并不掩饰自己的这种想法，今年毕业后，他在北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户口被自动迁回了老家所在地碾子峪乡。这是一个城镇户口，周长军却想要一个可以回到村里的农业户口。
因为没有农业户口，周长军就无权继承父母的宅基地。如果父母去世，他只能在合同期限内使用父母承包的土地，也享受不到为农民发放的各种补贴。倘若政府在村中征地，他也不会得到任何补偿。
周长军面临的困境在于，“我大学毕业，没有工作，还有可能失去我的土地”。
在就业困难、土地需求量增大的时代背景下，“回农村”成为农村大学生们对生活所寄望的最后途径。
但事实上，“回农村”可能比“进城去”更难。
王烨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现在农村政策好了是显而易见的，村里肯定不愿意有人回去分土地。如果被征地了，能拿到很多赔偿金。如果自己种地，不收农业税了，每亩都有补贴，可以种点菜和水果，致富很容易。现在我们那里的户口就像北京户口，很难弄的。”
在一个名为“农转非的家”的QQ群中，聚集着190名“‘农转非’后想要‘非转农’”的成员，其中不乏出身农村的大学生，他们遇到的共同问题是：想回农村，但回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