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学派

        蓬勃发展的“青春期”

       在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上，抗战之前，可谓清华蓬勃发展的“青春期”。

       冯友兰在《清华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曾对罗家伦为清华所作贡献进行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清华大学之成立，是中国人要求学术独立的反映。在对日全面战争开始以前，清华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对于融合中西新旧一方面也特别成功。这就成了清华的学术传统”。

       罗家伦不拘一格，摒弃门户之见，淘汰不合格教师，积极延聘名师。“余聘教授，毫无门户之见，概以学术标准为衡。”

       在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后，在罗家伦，以及后来的梅贻琦努力下，清华聘请了杨振声、温源宁、冯友兰、朱自清等教授。

       加上张奚若、陈达、金岳霖、钱基博、杨树达、温源宁、叶公超、钱稻孙、郑振铎、张申府、吴景超、俞平伯、沈有鼎、张荫麟、刘文典、闻一多、王力、顾颉刚、钱端升、潘光旦、雷海宗等等，清华大学的文科力量极其强大，这使清华迅速成为学术重镇。

       虽然清华国学院于1929年关闭，但是并未影响到清华的文科教育。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到1950年的二十几年里，以清华大学师生为主体，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清华学派”。其主要学术特点是会通古今，会通中西，会通文理。而维系命脉的则是陈寅恪祭王国维文中所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理工发力

       成国内科研重镇

       清华理科，发展迅猛，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成为中国理工研究的重镇。

       1928年，清华大学的《校务进行计划大纲》规定，清华大学的经费固定每年为120万元，每年购置图书仪器的费用，至少为总预算额的20%。1933年以后，根据发展理工的思路，实验室和设备都有了很大扩充，每年至少有14万元购买仪器和设备，特殊需要时还有特别设备费。

       到1936年，清华大学共有43个实验室，大都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土木、水利、机械等方面的设备，与当时美国一流大学相比毫不逊色。良好的物质条件，使得学生受到了良好的实验训练。

       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李郁荣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的时候，与控制论的创始人、美国著名数学家维纳建立了友谊，他诚恳地邀请维纳来清华访问。

       维纳遂于1935—1936年间应邀来清华大学访问讲学。这是当年清华的一件盛事。以维纳当时在世界科学界的地位，他能接受清华的邀请，而且在清华呆了两年时间，这是中国大学的骄傲。

       维纳回国后，又鼓动著名数学家、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终身教授冯·诺伊曼来清华访问，还正式向当时清华校长梅贻琦、李郁荣和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做了推荐，诺伊曼夫妇对此很感兴趣，可惜两个月后抗战爆发，这一切也就无从谈起了。

       清华大学理学院在此期间的成绩也值得一书。在此一时期，主办的学术刊物《理科报告》（英文）是我国科学界对外学术交流的主要杂志之一，在国外颇获好评。

       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1935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从1930年至1933年4年内国内物理化学领域重要论文共有16篇，清华物理系为9篇。由此可见，清华理工科研在中国当时情境之下，分量之重。

       正当清华大学迅速发展之际，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清华大学也随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联大八年。